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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8章（第5页）

，流动性很强，以牧牛为主，而联系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竟还可以北渡黄河，说明放牧的是水牛，而非黄牛。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商族始祖契被写作“民”

，意为水牛，字形是一个人头顶水牛角。

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和水牛有缘。

7商族人当初生活的地方偏南，有较多水牛，不仅畜牧业收益颇丰，而且牛群也赋予商族人以机动性，可以活跃在潮湿的大平原，迁往更远的地方。

再结合考古，商族人也是一直和水牛分不开的。

在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只发现过黄牛的骨骼。

而到商族人灭夏之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遗址则既有黄牛，也有水牛的骨骼——水牛很可能就是商族人带来的。

到商代中期，石家庄市郊的藁城台西商人遗址也有完整的水牛骨架祭祀坑。

这是夏商以来水牛分布的最北边界。

此外，安阳殷墟遗址也大量出土有水牛骨。

当然，现在的石家庄、安阳和郑州都已经不适合水牛生存了。

游牧和农耕需要的环境很不一样。

三千年以来，游牧地区多是较干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况恰好相反，当时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反而不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

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的整体面貌。

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

古书还记载是王亥发明了用牛拉车：“月亥作服牛（《世本o作篇》）结合考古来看，夏都二里头已经有了人力推拉的两轮车，用牛来拉两轮车也属顺理成章，毕竟牛车速度比马车慢得多，对车辆的制造工艺要求较低，王亥时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胜任。

这样，水牛群可以穿行于泥沼湿地，牛拉双轮车可以在旱地陆路从事运输，商族人由此获得了“两栖”

行动能力。

除了畜牧业，商族人此时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长。

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但有些间接证据，比如，周公在商朝灭亡之初谈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计方式时，就曾经说他们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尚书o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

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

字被“商”

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

上古时期还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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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围内（秦汉时期的“鸿沟”

水系），是一条南北狭长的湿地“走廊”

。

张光直已经注意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狭长地带（近代所谓“黄泛区”

）属于难以开发的湿地，一直少有聚落遗址，所以豫西和山东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

9而商族出世不久就已成为这片蛮荒湿地上的活跃因素。

这一地带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范围，向西是夏人的二里头文化，向东是山东的岳石文化。

因频繁迁徙，商族人很难留下定居城邑遗址，但也使他们有机会见识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荣的夏王朝需要东方物产，特别是海产品，而夏朝的产品，特别是一些小件铜器，如刀和锥等，则可以销往东方。

虽然夏朝严密保守青铜技术，但这类小件商品的流出应该难以完全阻止。

而且，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发现夏朝有机可乘，与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同盟势力。

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

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在灭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文字。

商业贸易需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而这都会刺激数字和文字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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