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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第5页）

篇中阐述了北宋立国之初应当强化礼制与儒学教育，并对比历朝学术与礼制之得失，总结了北宋前期政治体系架构上的不足，认为应当引以为鉴：“秦任兵刑而弃礼乐，汉魏以还；至晋，日用干戈，礼典残缺，至于亡隋尽矣。

唐兴，四方治定，欲有所为。

制作虽具，朝廷之礼时亦修举，而风教习尚，各随其俗。

五代祸乱，日不遑暇，专以刑治之。

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

真宗皇帝契丹结好之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

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泽及禽兽，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专用法。”

他认为法治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统治之术则应当礼法相辅相承：“法者，网罗过咎而施刑耳。

臣以一二事言之。

冠昏丧葬，礼之大者。

冠礼今不复议，昏礼无复有古之遗文，而丧礼尽用释氏，独三年日月则类古矣。”

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

一文中对宋代儒学的博大精深及儒学与宋学之间的传承脉络也作了一定的说明，并强调了州学和府学必须为弘扬学术尽绵薄之力：“在学于政，先其大者。

言词法令，进修之假。

唯州有学，邦君实谋。

驱汝闽民，来处来游。

象图严严，记书整整。

衣冠肃雍，室庐谧静。

孰为人父，敕戒而子。

往焉问闻，弗往攸耻。

孰为人师，启率其徒。”

可见蔡公对于宋学的建树是相当突出的。

宋学精神的提倡和发扬。

概括起来说，“宋学”

主要包含有议论和怀疑精神、创造和开拓精神以及实用和批判精神。

蔡襄树立、鼓吹并发扬了这些宋学的精髓所在。

以下分而述之。

一、蔡襄大力鼓吹“宋学”

的议论和怀疑精神。

表现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是论文，蔡襄在众多的文章中强调学者应当发扬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实行科举改革，将论文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有力工具。

蔡公的议论，如同欧阳修、石介等人一样，有时虽然不以辩论或驳论的形式出现，但是努力建树个人的独立见解。

如蔡公《上仁宗论用韩琦范仲淹不宜使后有谗间不尽所长》疏曰：“盖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

众邪并退而众贤并进。

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

这是在庆历党争期间，作为新政一方的蔡襄关于朋党问题的议论，强烈批判某些官宦为图蝇头小利而结党营私，损公肥己的卑鄙伎俩，以达到激浊扬清，议论风发，惩恶扬善的效果。

又如蔡公《端明集》卷九“箴、进黼戾箴状”

也从正面阐述为国君者必须善于听取反对者意见的道理：“臣智识蒙陋不敢广引古记，多属空文，辄求于今要急之务。

而陛下所欲知者，谨撰成黼戾箴一首，书于两轴。

每句之下，条陈事实，别疏一通，各随状上进。

臣闻唐太宗凡言事有益于政者，书之屋壁，以为警戒。

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弃之。

幸置臣箴词于户牖，间时赐省览。

原其所条事实终始，则今安危之势可见矣。

昔汉贾谊论及时事，以谓可为恸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虚谬矣。”

纵览中国历史，敢于铮言国君正误的朝臣屈指可数，蔡公可谓是其中之骄骄者。

针对时政弊端敢于直言抨击，藉以激浊扬清，这也正是早期宋学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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