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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第10页）

针对闽人厚葬，治理丧事奢侈浪费，蔡襄下令严禁，以正风俗：“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

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

襄下令禁止。”

可见蔡公将基础教育与改造落后的民情风俗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拓展了宋学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

其次，改革科举制度、严格选拔人才是蔡襄治学之道的核心，也体现了宋学联系教育实际的主要特点。

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

中谈到其弊窦丛生：“臣伏见隋唐以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迄今以为永制进士。

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糊名誊纸以示至公，点抹细碎条约纤悉，所司奉之便于考校明经。

逐场对义、钞节、注疏，计诵字数至有一字旁写声形类者；若有三两字如有一中亦足通义。

字犹不识，经旨何从而知？”

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必须从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国家者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

今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了不关及，其间或有长才毕节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后习，非因设科而得也。”

他还举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来说明用人必据其所长。

蔡襄认为必须实行科场考试的大幅度改革，即将国子监的考试改为三场，即试策三道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论为一场，考校验落外次试诗赋为一场；并通过“问经义异同以观其识”

，“问古今讼革以观其学”

，“问当世之务以观其才”

。

只要这样做了，就不愁选拔不到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众改革不良民情风俗，树立正气，以建立宋学与民众的广泛联系。

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间，曾颁布“五戒”

以改革民间的陈规陋俗。

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于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

；二曰“不知为孝之本，生则尽养，死不妄费，行之岂不善乎？”

三曰“兄弟之爱，出于天性……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

；四曰“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

……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

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

……今欲为福，孰若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去欺谩之行，以畏神理。

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民。

其义至明，不可不志。”

“五戒”

实际上是蔡襄总结了儒学所规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赋予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宋学”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宋学”

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

蔡襄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为学立意深刻，自成体系。

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国学——宋学的阶段性代表，曾经为该学科的充实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深入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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