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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3页）

然而，这种估计错了。

《万言书》对于暮年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无能为力来变革现状了。

仁宗只是在嘉祜六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负责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等一批新人来寄托改善朝政、维护统治以外，已没有可能支持一场新的变法运动了。

然而，王安石还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他很难抒展改革的抱负。

所以，又给仁宗《上时政疏》，明白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而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

、“众建贤才”

，绝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心理。

他警告仁宗皇帝，改变现在的统治危机，莫急于今日，过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

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王安石有这样的卓异的识见，清醒的头脑、敢于犯颜直谏当面批评皇帝的胆略勇气，确实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佼佼不群、忧国忧君的政治家。

然而，仁宗老矣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和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的包围。

他已不能拔擢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当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的这一年，他已41岁，他的母亲吴太夫人为他买了一名美貌的侍妾照料生活。

王安石骤然发现身边多了一名女子，惊问她何以来到这里回答是一名军将的妻子，因为负责漕运贡输京师的米粮，中途船只沉没而以家资、妻子赔偿公粮。

那时一些奸吏常常吞掠公粮而凿沉船只，致使军将受罪。

这件事在熙宁均输法实施中得到了一些改革。

王安石面对的是法制不善而带来的国家财产的受损和家庭的悲剧。

他哪里有心思得别人韵美妇而自娱的心情，立即使他们夫妻团叙，而宁肯损失九十万身价钱．这件事也是见之于反对变法的邵雍的《邵氏闻见录》一书，似非虚构，它从侧面反映了任知制诰时的王安石犹能以身守德，与身任宰相主持变法后的情形有所不同。

但是，这件事也反映一年多前还在以家计为虑，而现在地位毕竟突变．能够拿得出九十万文，即相当于二百石白米的代价来购买侍妾，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江宁守孝冤诬杜鹃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侄赵曙继位，是为英宗。

不久，朝臣中以拥护英宗尊其父为皇父与否，而发生了所谓“濮议之争”

，分成不同派别，影响到对熙宁变法的态度与王安石的处境。

同年八月，母吴太夫人病故于京师，王安石辞官扶灵柩归葬江宁，结庐守孝。

三年中，一度虽有旨见召入京，但韩琦、文彦博先后当政，是以王安石不为英宗见重而不就。

在此期间，他仍在考察时弊而蕴育一个大有为于当世的改革方略。

在王安石居宁的日子里，反对改革的声浪却在针对他给仁宗的两次上书，而在朝廷内外推波助澜．这是因为他针砭时弊，揭露当朝大臣中软弱者不敢为皇帝捍卫法度，而一些强悍的大臣则是挟天子的命令来做坏事，一些监察御史却不敢与之抗礼，奉命起草诏书的不能提出存在的问题。

王安石的这些揭露，探深地刺痛了执政者和一些同类的佞臣，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了。

有的人预见到王安石会走上执政舞台，所以拚命造谣中伤以阻止他的上台，其时就出了一件杜鹃先知天下将乱的怪事．据属有一天，邵伯沮过洛阳的天津桥，听到杜鹃的啼声而闷闷不乐，同行者问他何故，他则回答说，洛阳从来没有杜鹃鸟的，现在杜鹃哀鸣，是预告人们不用两午时间，皇帝就要重用南人为相，天下将要大乱了；问他有何根据呢？回答是北鸟南飞天下太平，现在杜鹃自南而北，所以天下将乱．这种利用候鸟南北飞鸣而和所谓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编造政治谣育的目的，是企图用谣言来左右皇帝旨意，阻止改革者上台和改革的进行，为北人掌握相权鸣锣，动员群众的舆论来扼杀变法．其用心是极为阴险的，这在当时是富有欺骗性的。

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假托，就缺乏生命力。

而一切改革，不论是为历史开道的洪流或是逆流，总不是谣言所能遏止的．造谣者的直接靶子当然是对准王安石，一计未成就另生一计．于是，假托苏洵之名而撰写《辨好论》的文章，又公开攻击王安石为“大奸惹”

．后人考证又是邵氏手笔，反映在熙宁改革前北宋朝廷上下的政治斗争已经极度尖锐，改革正是这种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内部矛盾的产物，咒骂倒是促成了新皇帝的注视王安石而加速其上台。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逝世，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他在太子时已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上时政疏》等政论文章，感到这是个人才。

因此，即位不久，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以病辞；乃以知制诰知江宁府再命，王安石就重返政治舞台了。

第二年（神宗熙宁元年），授以翰林学士称号，召其越级入见皇帝对策。

这次谈话深得神宗皇帝的赏识，事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条陈目前政治形势、内外矛盾、朝政失修、社会弊病，对之作了深刻论析，其要点是：批评累朝君主因循弊政，脱离政事，不与智能之士议政，一切制度、官职名实不符，任官不分清浊，正确的识见不为见重，各路监司不通察检之道，吏部无考勤之法，裙带关系位列显职，真才实学反受捧斥，守边御敌无有为将士，科举不取经世济时之才，学校缺乏培养有为人才之法；农田水利失修、赋役苛重而不知救济，边兵垂老而不知更新训练；宫卫尽市井二流之徒，宗室升迁唯亲，治理财政无方。

他指出累朝皇帝但知畏天命、畏议论，苟安于对外的妥协忍让，而现在应当认识天命是不会长久的，那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道奏札确实比两次上仁宗书要广泛、深入、具体、切中要害碍多。

实际上这是熙宁变法的总论纲和设计蓝图．对策时王安石要求神宗以尧、舜、文王、唐太宗为榜样，表示自己愿如周公旦、魏征一样辅助明君开创大业与励精图治．这一席谈话和一道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百年无事”

札子，深深地震动了居安不知危的神宗的心灵，坚定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改革图新信念，奠定了熙宁变法的思想基础，也奠定了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精诚合作推行变法的政治基础。

北宋的历史即将展开新的一页了。

熙宁变法功乎过乎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兼新建立的制定与实施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事，标志着熙宁变法的开始．二十多年来的地方官员开始的社会改革的实践，使王安石日益深刻地感受到这场改革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与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更是与国运兴衰，民生顺逆联系在一起。

他现在既不能逃避现实，回到耕读和孝梯的领域里去，也不能瞻前顾后，走走停停，他现在已是如过河卒子那样，在计谋与胆略的凭恃下拼命向前了．在受命之前，他还可以从容思虑、纸上议政，而一旦相权在握，他只有夙夜匪懈去制订一项一项新法，去一步一步实施新法，将变法进行到底了。

早在提出“百年无事”

等几个札子里，就早巳提到累朝因循旧制、理财无方而得出改革必须以理财为先的结论．在执相以后颁布三司条例的奏议中，更是明确指出要通过理财采达到节省均输劳费、去除重敛、宽裕农民、民财不匮乏和国用丰足为理财主要目的．因为这与整个变法要改变“积贫积弱”

面貌、实现“富国强兵尸总方针，总目标联结在一起，与改革其它领域的旧的体制、旧的面貌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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