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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第9页）

。

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

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

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

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

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

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

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

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

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

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

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

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三是“谋财用”

。

蔡襄特别重视“强兵”

。

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

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

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

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

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

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

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

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

其说至多，难以遽言。”

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益呈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就经世而言，它源于汉儒但更加深入实际，面对现实；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比汉代儒学更为缜密，更为完善。

尤其是对于封建国体的建构、对于国家的职能以及如何克服历代封建政府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边防问题、腐败问题，如何加强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见解。

很多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处。

治学之道与宋学的特点。

蔡襄在治学方面当为历代学者楷模。

他重视基础的理论教育，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教导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首先，宋学讲求理论的基本功底应建立在汉代儒学基础之上。

有鉴于此，蔡襄认为必须加强基本的经学教育，以克服当时士人学风浮躁的通病。

如史书所载：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进士周希孟为国子监四门助教，本州州学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为乡里所推也。”

蔡襄对于宋初福建学者华而不实的学风深有感触，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将阻碍宋学的进一步提高。

他认为进士出身的福州学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学，所以向朝廷力荐其担任福州州学教授。

蔡襄“世闽人，知其风俗。

往时闽士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

襄得希孟，专用经术传授，学者尝至数百人。

襄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

延见处士陈烈，尊以师礼。

陈襄、郑穆，学行著称，襄皆折节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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