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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第3页）

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

嘉祐八年（1063年）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

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

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

，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

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

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

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

。

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

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

。

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

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

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转折，是在他27岁那年．他终于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先是担任中央政权中的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后来又担任了馆阁校职，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了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

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朝廷情况，了解北宋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宰相庞籍被免职，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庞籍是司马光的知音，司马光的入朝为官，得力于庞籍的推荐。

如今庞籍离京，而且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司马光思虑再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到了郓州（今山东东平）。

司马光在那里，仅担任了郓州典学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绩优劣的苦差使。

这是至和元年（1054年）。

第二年，司马光又跟随庞籍调到并州（山西太原），任并州通判。

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遇到了第二次转机。

他再次被调入京，担任开封府推官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弊病丛生，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更不顽固，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遗憾的是，当朝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意见，大多听而不闻，不置可否．这就使司马光失望、苦恼。

他终于决定力辞谏官之职，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

这位直气方刚的年轻皇帝，锐意改革。

这就决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风．本来，年富力强的司马光，在改革之风中可以意气风发地大干一番事业．宋神宗对司马光也十分看重，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攉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宋神宗还曾想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然而，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产生了分歧与对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于熙宁三年（1070年）到水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

司马光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首都啊，他是多么希望宋朝能够振兴啊．然而，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熙宁四年（1071年）初夏，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

从此，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

内一住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能参与朝政，也不想参与朝政，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资治通鉴》。

从离开首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到洛阳，这是司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这转折，对司马光来讲，是祸从天降．然而又有谁不为司马光的因祸得福而敬佩呢举世闻名的《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光可以闲居洛阳十五年，专心致志地修成了．这才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司马光将与《资治通鉴》永存。

仁义礼信治国治民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

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

。

司马光的“兴教化”

，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应该抓紧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就会发生问题，动摇统治基础．因此，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但是，司马光的立足点，是要对人民实行“仁政”

，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反抗朝廷，发生暴动，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

为防止百姓主要是农民起义，司马光强调要“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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