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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第3页）

宋太宗时，宋、辽之间在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

在这两次战争中，宋军都遭到严重失败。

从此北宋朝“守内虚外”

的倾向就更加严重，宋朝廷内消极妥协的情绪也因此而日益增长。

契丹骑兵间岁南下，河北大平原经常遭受侵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

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

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

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

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

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

宰相李沆、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

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

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

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

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

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

当敌骑南下侵犯。

“急书一夕五至”

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

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

他们主张用躲避敌人的办法，应付敌人的入侵。

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

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真宗问他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

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真宗说：“不知谁给陛下出此迁都之策？罪可杀头!”

他进一步提出，皇帝应该亲征以决胜。

他指出，如果御驾亲征，敌人自当遁去；否则也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同时坚守都城以使敌疲困，这样就可使敌劳而我逸，最后我们必得胜算。

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

为了消除王钦若对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

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

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

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

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

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

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

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３０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景德元年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

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敌骑威胁之下。

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

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

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

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从前方飞来。

臣僚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锋，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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