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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第11页）

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

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

考者可以知焉。”

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

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

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

他说：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

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

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

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

……可不鉴哉！

可不戒哉！

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

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史论。

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

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

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

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

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

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

……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

……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

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

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

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

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

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

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

，提出“今日可用之谋”

，认为应定“出攻之计”

，要用“制人之术”

。

不要“处处为备”

，致使“我劳彼逸”

；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

。

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

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

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发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

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

，以致“功志不就”

，非常痛惜。

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

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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