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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第8页）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

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

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

，只讲“山水之乐”

。

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

……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

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

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

，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

的意思。

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

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

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

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

，而盛称“山水之乐”

，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

，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

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

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

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

的一个主要特征。

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博古通今

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

。

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

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

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

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

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

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

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

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

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

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提要》对宋儒的“新义”

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

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

，起了“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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