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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书 第58章（第1页）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

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

，从而创制“文”

的理想境界。

孔子早就说过：绘事后素。

但显而易见，比较而言，“质”

的目标太过理想化，也很激进，其实是难以达到的，仅仅消除贫富分化这一点，就几乎是人类各大文明永恒的主题。

倒是“文”

的改制，看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无论是踌躇满志的王莽，还是有心推动改制的刘歆、桓谭，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把“文”

的制度设计进行下去。

像明堂、辟雍、封禅、巡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公共议题”

，实际上已经启动，有些甚至完成得差不多了。

以往儒家常常为怎么建立明堂、怎么建立宗庙而争论，在《周礼》《左传》等新的古文学出来以后，也有明确标准和具体做法了。

他们可能还认为，先确立礼乐制度，社会民生才能越来越好。

于是，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到他登基之间的日子里，刘歆等人在制礼作乐上帮了他大忙：

封周公的后代为褒鲁侯，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重订车服、婚丧嫁娶、学校教育的礼仪，特别是刘歆为王莽嫁女设计的婚礼成为天子礼的典范；汉廷争论了三十多年的祭祀制度也在这期间得以确定，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纷纷开始修建；还有更定官名，重划九州，考定音律，作《三统历谱》，等等，这些“制礼作乐”

的事情，背后都有刘歆等人的影子。

刘歆更为王莽议九锡之礼，加宰衡之号，立居摄之仪，直至为王莽制定最特殊的“摄皇帝为母服丧”

礼等专属王莽的礼仪，可以说没有刘歆，王莽的进阶之路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刘歆也终于能一吐哀帝时的怨气，光明正大地征召天下通经特别是治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以及其他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学术的人来到长安，前后有千余人，大有网罗天下学术的气魄，与几年前十四博士千方百计阻挠他将古文学立在学官的狭隘做法迥异。

这一番努力换来的，是刘歆被封为红休侯。

桓谭也愿意出力，他为王莽建立明堂、辟雍出谋划策31，又被提拔为司空掾，参谋治河事宜。

这些倒不算什么，翟义起兵之时，天下震动，连刘歆都被拜为扬武将军，率兵屯在宛城，一时军令如飞，剑拔弩张。

王莽作了《大诰》，抱着刘婴，向朝野极力辩解将来一定会返政给刘婴。

为了让长安以外的郡国知道他的承诺，王莽令桓谭担任谏大夫，与其他人持《大诰》颁行天下。

这个任务有一定危险，假如翟义起兵得到四方响应，那么桓谭等人的脑袋就得被挂在城门上了。

桓谭不辱使命，在一片兵荒马乱里，向各地官民解释了王莽的承诺，稳定了民心，避免了翟义起兵引发连锁反应。

待到桓谭返回长安，翟义的起兵已告平息，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

，这个爵位相当于汉朝的“关内侯”

，没有土地的实封，“附城”

就是附庸，“明告里”

不是实指的地方，而是褒扬桓谭能够“明白告诉天下人”

。

这也是桓谭与王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

连置身事外的扬雄也发挥着作用，他帮助王莽立了《乐经》博士，还在王莽变更官名、重订九州时，写下饱含赞美之词的《州箴》和《官箴》进行歌颂。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但是，关于禅让这件事，从儒家角度看，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质孰先孰后的问题。

王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了吗？消除贫富差距了吗？天下人都认可吗？如果都没有，怎么能开始制礼作乐？谁又来确认“制礼作乐”

是否合法有效呢？

上天来确认。

准确地说，是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

桓谭并不相信谶纬、符命，而那个叫崔发的小人物，最擅长解说符命，越发得到王莽的眷顾。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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