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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清朝政府只得专派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英国同样的一切特权。

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

耆英和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2签订条约，所以称为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

而且有些项目，规定得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中国主权。

关于协定关税，虽然南京条约已开其端，但用的还只是&ldo;秉公议定则例&rdo;这样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而望厦条约则更明确地说：

&ldo;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rdo;。

所以后来人们说，半殖民地中国的&ldo;协定关税&rdo;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

关于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中明确地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在内，地区上也不仅限于通商口岸。

按照望厦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外国籍人）&ldo;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rdo;，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官处理。

所以，半殖民地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

望厦条约又有&ldo;合众国……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rdo;的规定，这也比英国的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更扩大了。

最后，望厦条约中同样规定了&ldo;倘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

&rdo;1

中美望厦条约成了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本。

搞成这个条约的顾盛向国务院的报告说：&ldo;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

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rdo;2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望厦条约具有侵略性，&ldo;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rdo;3。

在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年8月间），法国派遣的特使剌萼尼也带了兵船七只，轮船一只来到了澳门，要求与耆英会晤。

耆英先派人向法国人探问他们的来意，然后自己到澳门同剌萼尼进行谈判，终于在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双方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

耆英向皇帝报告说：&ot;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即美国--引者）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ot;1。

这就是说，凡是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法国人。

清朝政府这时已经决心采取所谓&ot;一视同仁&ot;，随便那一国的&ot;夷&ot;都不得罪的态度，但是在与法国的谈判中仍然发生了困难，这是因为法国人还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天主教的&ot;弛禁&ot;的问题。

天主教在明朝传入中国，并在有些地区吸引到了一些信徒。

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明令加以禁止。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其&ldo;殖民事业&rdo;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

直到鸦片战争时，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行活动。

中国官方始终把中国人信从&ldo;夷教&rdo;看做非法，这是西方国家所不甘心的。

法国人和中国的贸易本来很少，他就抓住传教问题来做文章。

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了一款：&ldo;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rdo;2。

这样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保护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按照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当然其他外国人的传教事业也同样受到了保护。

）

但是仅仅有这一条，法国人还不满足。

剌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将天主教弛禁。

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预定互换双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条约以前，剌萼尼又表示，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ot;约册即不必互换&ot;，最后又用炮舰威胁，说是还有兵船续来，&ot;两国之事，正未可知&ot;1。

清朝政府让步了。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64年2月）皇帝上谕：&ot;天主教既系动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ot;等等2。

虽然天主教在明朝已曾传入中国，但是这回的弛禁却有特别的意义。

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这个让步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

总之，经过鸦片战争，英、美、法这三个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迫使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了基础。

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上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

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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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院1932年编印，页19。

2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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