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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2页）

苏锋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子平同志通过这一关，把书印出来，而不是找个什么理由将书枪毙掉！

后来的情形急转直下，书稿顺利地通过了，也按时印刷出来。

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书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我对地震以及一般性灾害的研究，从心理上讲，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

起初，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现实功利的考虑。

这并非是因为我没有功利要求，而是这种研究与专业基本无关。

在对灾害的研究活动中，既有诸如经费、资料、时间、人力等客观条件方面的困难；更有研究过程中调查、思考、分析、写作等过程中的体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还要接受&ldo;不务正业&rdo;的责难和非议。

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便升华为一种内在欲求和兴趣，成为一种难以自己的学术冲动，一种欲罢不能的动力。

接连我又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

1996年炎热的夏季中，我进入《灾害社会学》一书的紧张撰写，整日挥汗伏案。

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畅之时，我却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

我感觉到一种承受力的极限，心里升起一种恐慌。

这时，我忽地明白了：为什么科学史上总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会倒在工作台上。

这是因为，此时的研究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发自研究活动本身的、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强烈情感因素的内心欲求。

是这种欲求驱使着科学家继续做下去，停不下来，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进的科学列车上，科学家与列车浑然成为一体。

这时已经难以分清科学家在推动着科学列车的行进，还是科学列车在带动着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了。

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一种体验，一种心情，并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价值。

这年11月底，《灾害社会学》初稿完成，对老伴说：&ldo;我真想哭一场！

&rdo;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走了出来。

所以说，这是一次穿越地狱的行旅。

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1）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剪文声地震后，北京持续下了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余震，在雨里待着，不敢进屋。

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人去楼空，已经几乎没有人工作了。

整座市委大楼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人还在办公、住宿……

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四人帮猖獗，造反派把持着一些部门的权力，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杂乱。

掌权的造反派只重视&ldo;革命&rdo;、&ldo;运动&rdo;，对现实中的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漠不关心，几近误国误民。

当时，以技术干部身份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来困难重重。

&ldo;文革&rdo;中尽是怪事白介夫本来在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领导工作，1972年5月份领导临时决定把他从干校调回来，为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科技大会。

此次科技大会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当时开始重视科技工作，而且正赶上全国整顿经济工作。

早在1971年8月24日，国务院科教组与科学院向国务院请示关于编制科技计划和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问题。

报告提出会议主要就科技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和&ldo;斗、批、改&rdo;中共同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制定科技长远规划问题交换意见。

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开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会议的关键点是到底应该强调反左还是反右。

&ldo;文革&rdo;期间政治动态一直飘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让人难以把握。

科技大会从始至终也没法定准调，一直想等着周总理把关、作结论，结果周总理最后也没参加大会。

无奈之下，最后由纪登奎等作了发言，大会才糙糙结束。

所以，会后有人讲这次的全国科技大会最终变为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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