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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五章 宋宛如归来与铁本事件（第5页）

因而，老戴说：“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样，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它贵得很，我们自己去买材料造，它就能便宜50％吧。

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

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老戴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当时，他的协议价格为每吨300多元，市场上每吨则在1000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长期不变。

老戴的这些投资措施，加上钢铁市场的持续高温，使得几乎所有的人均对这一项目抱以乐观态度。

老戴本人也信心爆棚。

他对前来采访的江苏媒体记者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

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当老戴豪言要“超宝钢、追浦项”

的时候，他的身边其实已经弥漫起了一场漫天大雾。

世局如棋，变幻无常，老戴是一枚只顾自己埋头往前冲的棋子。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

始终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过度热情者、视而不见者、公然对抗者、茫然无知者，可是，却很少发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狱的时候，只有小学学历的“民营钢铁大王”

老戴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或者，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放眼当时国内，正有两场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它们的结论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棋局，老戴身处变局却毫不知情。

老戴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就当他在长江边做钢铁大梦的时候，上海复星的老郭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几乎同等规模的钢铁厂，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团刘永行则在内蒙古紧锣密鼓地筹划一个投资过百亿元的电解铝工程。

当老戴在常市的长江边为他的钢铁梦想激动不已的时候，中国经济界和传媒界正展开着这两场与他干系很大的讨论。

可惜他无暇关注到这些艰涩的“书生争论”

。

他平日很少-<>-报，一位相熟的北京专家曾把《中国企业家》上的那篇文章带给他看。

专家最后说：“如果你的项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国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老戴憨憨地笑了。

他没有听出“如果”

那两个字里隐藏着的万千玄机。

老戴的一句“赶超宝钢”

，在一些人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钢铁，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曾经意味着一切。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几乎是国力强盛的象征物。

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在相当长时间里其实是一场关于钢铁的竞赛，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了“钢铁就是一切”

的口号，而美国在钢铁工业上的投入也不遗余力，很多年里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钢铁大国。

有资料显示，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平均规模不足年产70万吨，其中200余家的平均规模还不到年产10万吨年，“散、乱、小”

的问题非常突出。

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

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投资同比增长96％。

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水泥投资增长了％。

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

2003年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终于拉下。

2月4日，国务院专门举行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国务院随即组织审计署、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8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

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

的民营企业。

就这样，老戴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却是由非法用地问题意外引发的。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处在事件漩涡中的老戴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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