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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章 暗流与情报（第2页）

内容聚焦于具体的人和事：中国军医救治当地伤员的画面，中国教官手把手教本地警察基本急救技能的场景，中国队员与本地儿童一起踢足球的笑容……用真实、温情、具象的故事，对抗那些空洞、恶意的指控。

同时，罗帅协调国内相关部门，将一些反映中国防暴队正面工作的报道，通过外交和文化交流渠道，有选择地提供给卡鲁鲁本地的友好人士和媒体。

然而，杨洛和周浩都清楚，仅仅防守和澄清是不够的。

必须设法弄清谣言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评估威胁，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源头调查的任务，异常敏感和困难。

这涉及到在任务区复杂的情报环境中，进行不越界的秘密信息搜集。

“UNpoL的情报分析部门已经在跟进，但他们资源有限，而且这种涉及特定出兵国的舆论攻击，他们未必会倾尽全力，或者效率不高。”

周浩分析道，“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但必须绝对合规，不能授人以柄。”

在严格遵守联合国规则和驻地国法律的前提下，杨洛和周浩启动了一个低调的内部信息收集和分析程序。

他们指示各巡逻分队、社区联络点以及参与联合行动的队员，在日常工作中，加倍留意任何异常的信息接触和传播迹象：例如，主动散播谣言的本地人有什么特征、与哪些人有接触；哪些本地媒体或社交媒体账号最先、最积极地传播这些信息；在谣言传播期间，是否有特定势力或人物异常活跃或试图与中国防暴队接触。

同时，周浩通过特派团内部的工作关系，与UNpoL情报分析部门、以及个别来自友好国家、经验丰富且相对公正的维和警官建立了更密切的非正式信息交流。

在交流中，他们不直接要求对方调查谣言源头，而是以“更好理解本地舆情环境，以便改进工作”

为由，分享己方观察到的现象，并交换看法。

这种方式，有时能获得一些从正式渠道难以获得的碎片信息。

许航则从行动安全角度，加强了营区和人员的安全防范，特别是针对可能的信息窃听和渗透。

他组织了对营区通信和网络的保密检查，并加强了对队员的反情报教育，提醒大家在社交媒体和与当地人交往时保持必要警惕，避免无意中泄露信息或落入话语陷阱。

信息的碎片逐渐汇集。

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和信息交叉比对，一个模糊的轮廓开始浮现。

最初的几篇攻击性报道，均出自同一家与卡鲁鲁某反对派政治人物关系密切的小报。

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造谣账号，其Ip地址追踪显示频繁活动于邻国某个已知的情报活动热点城市。

更有队员回忆，在谣言开始传播前，曾有一名自称“独立记者”

的西方人，试图以“了解中国维和模式”

为由，接近中国防暴队的培训场地，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明显引导性的问题，在被婉拒后表现得很不愉快。

UNpoL一位与周浩私交不错的南非警官私下透露，他们监测到近期针对中国维和力量的负面信息流，与某个受外部资金支持、在卡鲁鲁活动、旨在“监督”

联合国行动的本地所谓“公民社会组织”

的舆论活动周期高度重合。

所有的线索，都隐隐指向一个方向：此次舆论攻势并非单纯的本地排外情绪或竞争对手的抹黑，而是可能有着更复杂的背景，甚至涉及区域性地缘政治博弈和某些势力试图削弱中国在非影响力的大棋局。

那个“公民社会组织”

及其背后的资金和情报支持，很可能是关键的节点。

情况汇报到杨洛这里。

他站在指挥所的地图前，目光深邃。

查明潜在源头固然重要，但如何处置，更需要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如果是在国内，或者在某些灰色地带，我们或许可以采取更直接的措施。”

杨洛对周浩和许航说，“但在这里，我们是联合国旗帜下的维和人员。

我们的任何调查和反制行动，都必须严格在联合国框架和当地法律内进行。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扮演‘秘密情报员’或‘私下执法者’的角色。

那会正中对方下怀，他们会借此攻击我们‘行为不透明’、‘干涉内政’，使我们从受害者变成理亏者。”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知道了可能谁在搞鬼，就装作不知道？”

许航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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