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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而变风气之先（第1页）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多次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承风气之先的人。

曾国藩却是一个“继承与发展”

、“守旧与革新”

的双重特性的人物，可以说他的“发展”

与“革新”

，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白大的盲目自大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暗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

的曙光。

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

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

而居汉大臣之首。

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

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

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

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

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

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

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

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

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

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

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

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

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

，表明他担当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

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禁大言以务实”

。

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

而曾国藩对此做了重大的修正。

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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