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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继也先之乱和成化三年的讨伐，明朝政府与女真各部的关系步步恶化，明廷边政变坏，丧失民心，也从此始。

因为董山是请罪入京被杀，朝廷又黩武弄兵，杀戮无辜，大为失信[82]。

战后，又大修边墙，将辽阳以东之地向建州内地推进三百六十多里，迄至凤凰山。

对此，女真各部深怀怨恨[83]。

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了报父兄之仇，以八、九家的小部落首领竟联络建州、毛怜、乌拉等各部女真数千人，对朝鲜和明朝边境进行杀掠[84]。

董山的儿子脱罗（公元1469‐‐1502年，又书妥罗），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先。

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七月，因为建州大首领两年没有人敢袭职，由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草合刀}保奏，成化帝朱见深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满住孙子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都降袭父职[85]。

脱罗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建州势力大衰，生产处于缓慢恢复的时期;二是明朝边区政策进入败坏，边官堕落，边境多事，民族关系紧张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期间，脱罗采取恢复生产，尽量保持向明廷朝贡，以尽边臣职责，即采取乱世之秋，处事平稳的态度。

脱罗降袭父职以后，建州三卫十分残破，他率领部众从朝鲜王国和汉区易换农器、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

建州各部每年从七月到十月，各个村寨或十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山入林。

远远望去，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

一幕住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户而居。

季节一到，猎人满山，采参布野，呈现一派狩猎繁忙的景象[86]。

女真人将猎取和采集来的貂皮、鼠皮、人参、珍珠、木耳、蘑菇、蜂蜜、松子、榛子等，通过朝贡、互市的途径，输入汉区和朝鲜，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女真各部朝贡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最初规定的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人左右[87]。

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建州、毛怜等卫女真人，每年入贡人数多达八、九百人。

成化八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人。

成化十年，建州都指挥孛哈等又乞求增加入贡人数。

此时的抚顺马市相当繁荣。

这些情况说明，脱罗时期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女真地区与汉区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

脱罗在职三十三年，几乎年年率部向明廷朝贡，有史可查的、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88]。

脱罗时期，明廷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

继正统末年以来，边政渐坏，边吏贪贿日甚一日。

女真各部纷纷扰边。

从成化三年以后，明廷抛弃太祖遗训，迷信武力征服，鼓吹执行血洗建州，屠杀无辜的镇压政策。

实际上，血洗建州成为边廷与女真关系变坏的和标志。

从这以后，明廷边区政策反动的一面日益发展，致使边乱渐渐不可收拾。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对女真各部采取分治政策。

女真各部分散势孤，正合统治阶级的心意，即主张各按原来的旧有习俗，分别设立卫、所、地面、城、站，各设官职，使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贡，不相纠合。

同时设立海西以抗建州，令女真各部犬牙相制，各自为雄，相互为战[89]。

这就是明朝统治阶级所得意的&ldo;夷狄相攻&rdo;，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初所谓祖宗治边的&ldo;深意&rdo;，不过是利用女真社会客观存在的分散局面，采用分散的管理办法。

而当时的边吏比较清廉，明廷政策反动性的一面不甚明显，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不很突出。

明朝中叶以后，情况不同了。

统治阶级不仅深知女真各部已形成分散局势，还故意制造事端。

利用懂女真语言，了解女真民俗的&ldo;通事&rdo;，或深入女真各寨进行侦查，或对前来朝贡、互市的女真人实行监视，常以酒、肉、金、银、布、帛进行诱惑，挑拨是非，使各寨之间彼此猜忌，互生仇隙，以致边事渐坏[90]。

明朝初年，明廷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于女真各部的交易，接货给值，边吏守法，不稍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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