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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冬天凛冽的空气使我的头脑格外清醒。

我常常沿着阿尔巴特老区一带的狭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

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南方孩子在不谙世事的年龄里来到这里，在风华正茂时回到分裂的德国，再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个领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来莫斯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摸清，东德垮台后，我们昔日在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的盟友想尽多大力量帮助我及我在情报部门的同事。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们并没有热情地伸手拉我们一把。

和我们一样，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毫无精神准备。

多少年来我们举杯共祝的所谓永恒的兄弟般的友谊，如今已名存实亡。

往日架设的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繁忙异常的电话热线，如今寂然无声，发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

等待我的是令人尴尬的沉寂。

很多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同事给我写信，诉说国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权利的真相暴露之后，他们成了国人发泄愤怒的靶子，孤立无助。

当遍布全国境内的监视机构曝光时，东德人民怒不可遏。

我本人在情报总局内的工作从没有针对过1700万东德人民，而是针对觊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可我知道，这会儿没人会有兴致搞清楚斯塔思1下属各司局之间分工的细微差别（国家安全部被东德老百姓贬称为斯塔思，我们情报局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

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用这个词，我也避而不用）。

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昔日苏联阵营中最出色的情报人员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抵达莫斯科后，我照例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受到欢迎。

这里是克格勃外国情报工作的心脏。

外国情报局局长舍巴尔申和他手下的高级助手对我十分热情。

我们的交情历经几十个春秋。

他们拿出伏特加酒，关切得询问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

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克格勃再也无法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直接过问这件事。

我获知，我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要通过费林。

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

我非常熟悉他在苏德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极受西德尊重的费林介入此事意味着我可能会带来政治麻烦。

费林接手的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既要照顾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恼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无路下投入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已不是第一次了。

但我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1986年离开外国情报局后一直与莫斯科的上层人士保持着正式的联系。

克格勃在柏林的负责人，开始是瓦西里&iddot;舒米洛夫，后来是根纳季&iddot;季托夫，只跟米尔克打交道，避免与我接触。

有人说，我和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汉斯&iddot;莫德罗密谋策划一场政变，把昂纳克赶下台。

我曾警告过费林和莫斯科的几位其他同事，东德政权已摇摇欲坠。

但我从来试图在昂纳克倒台之后对领导层施加影响，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协助。

昂纳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内一场政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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