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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它的成员包括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专家。

虽然我对经济问题一向一知半解，但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各位成员的发言。

我思想上甚至开始倾向于接受扩大私有制的份额，并对言论自由与坚持党的教诲的官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然而乌市利希继续捂住盖子。

苏共二十大过去仅两个月，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即表决通过一项决定，禁止再讨论过去的失误，以免给敌人提供攻击我们的炮弹。

在诸如&ldo;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缺点&rdo;这类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党内纪律。

我和党内许多同志曾希望换换脑筋，现在又一次在威力无比的党纪下臣服。

尽管如此，苏共二十大仍是迈向后来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的第一步。

这一弦线起于苏共二十大，止于1989年。

我最终离开了情报局，摆脱了它对我思维的禁锢，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

但在此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赫鲁晓夫秘密讲话后，波兰工人举行了罢工，遭到波兰军队的血腥镇压。

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又一次迫使我们从冷战的角度思考问题。

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惟一启示是，当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国试图奉行独立的政策时，分别受到了惩罚。

莫斯科教训了匈牙利。

美国则敲了英国和法国一下。

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

我们当然清楚自己属于哪个范围。

我在想，倘若掌权的是我，做法上会不会略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但并不肯定。

80年代初，我曾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过改革的问题。

那次讨论的国家是波兰，而不是东德，但问题是一样的。

我问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他在这些问题上影响如此之微。

他回答说：&ldo;沃尔夫同志，不管谁当上总书记，你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影响他。

不久，他的身边就会围上一群亲信。

这些人吹捧他如何伟大，每一举措如何正确。

到那时再想影响他就太晚了。

&rdo;安德罗波夫还举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例子。

齐奥塞斯库早年似乎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堕落为暴君。

我耳边已经可以听到指责我的人嘲讽说，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内心想法化为行动。

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对冷战的看法完全基于以下的认识：西方及其制度没有指出一条可行的路。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都不可能采取任何步骤推动我国或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

哪怕想都不会想到这一步。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更为优越的人类社会模式。

每逢重大关头来临之际，我认为决不能放弃我们在欧洲的影响，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做法越来越怀疑。

1968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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