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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柏林墙修起后，我主管的情报局与负责边界安全的反谍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间谍与反谍报部门的关系从来没有热乎过，凡是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钩心斗角的历史的人都明了这一点。

至于东德，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时已降至冰点。

我拒绝提供一份需要过境的我们的间谍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单，担心他们会因为我无法控制的部门人员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某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上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才摸索出一套新的运作方式。

我们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还要严，而且更难有松动的余地。

这听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却是真的。

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让我伤透脑筋的一例。

此公是我们在西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内的最重要的耳目。

我在此处隐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但瞒不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

弗雷迪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会民主党决策圈内极有影响。

与波恩上层人士关系密切。

他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幕后决定谁当国王的人。

反正对我们来说一样有用。

第二次大战结束很久后，他才被美国人释放，返回德国。

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痛苦的回忆。

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他就被吸收到党的情报系统里。

1950年，我们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劳弗派他打入了社会民主党内部。

劳弗后来还是潜伏在勃兰特办公室的间谍纪尧姆的联络官。

弗雷迪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里。

由于对东德现状悲观失望，他不再信仰共产主义。

有段时间，我们以为失去了他。

不过对于我们需要的人，我们总是鍥而不舍。

我亲自接管了他的案子。

他熟悉社会民主党内在对东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问题上的争执内幕。

我相信通过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情报。

但他坚决不肯让我们录音，也不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东德局内同事的情况。

该局设在西柏林，致力于在东德恢复社会民主。

我们视它为柏林墙另一边最奸诈的机构之一。

每次我把话题引到政治问题时，几乎总是以争吵告终。

弗雷迪大骂乌布利希是一个死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的白痴。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于东柏林南部的一间公寓房子里会面。

这里是情报局的一个秘密据点。

但会面的气氛一直很僵。

1955年，我想出一个主意，把会面地点改到一幢小巧、朴实无华的乡间别墅，并利用苏共二十大后人们的乐观情绪缓和我俩之间的关系。

弗雷迪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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