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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

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

当时&ldo;留学热&rdo;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

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

&ldo;吾从众&rdo;，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

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

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

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

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ldo;佛经翻译文学&rdo;，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ldo;文艺心理学&rdo;，就是美学。

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

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

吴宓先生的两门课&ldo;中西诗之比较&rdo;和&ldo;英国浪漫诗人&rdo;，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

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

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

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

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

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

蒋介石在拼命&ldo;安内&rdo;，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

&ldo;九&iddot;一八&rdo;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

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

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

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

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

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

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

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

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

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

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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