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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炮&rdo;之绰号，也无法将其说服。

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膺服，湖南二百余学子投票选举同乡会会长，杨度得票八十二张，仅比公认的革命党首领黄兴少五张。

日后，他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相当于会长），可见人气之旺。

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ldo;宪政&rdo;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

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湖南老乡熊希龄找到他，请他代五大臣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

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

&ldo;答卷&rdo;上交后，得到了五大臣的赞赏，其精华悉收入&ldo;考察报告&rdo;中。

对杨度来说，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ldo;殿试&rdo;，以致连住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也暗暗饶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绪皇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ldo;预备仿行宪政&rdo;，两年后，又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保荐，传谕：

市井有谁知国士（3）

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ldo;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rdo;，初名&ldo;考察政治馆&rdo;，由军务处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统年，竟由总理大臣亲兼一把手。

所以说，此机构虽为新设，且是以编译和制订新法为主要工作的务虚部门，但级别很高，算是正部级编制呐！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满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

而杨度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代中华倡言宪政第一人。

为筹建宪政党，他曾与熊希龄赶往神户，与梁启超&ldo;熟商三日夜&rdo;，由他本人出任宪政党干事长。

所谓立宪，亦可谓政党政治。

无多党，何来竞争？无竞争，何谈监督？无监督，何能不腐败？因内部人事纠纷，宪政党没能搭建起来，他又一鼓作气创建了&ldo;宪政讲习所&rdo;，后改称&ldo;宪政公会&rdo;，他任常务委员长，明确提出以&ldo;设立民选议院&rdo;为中心目标。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杨度回到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湘省士民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

今天，距这篇&ldo;宪政倡议书&rdo;问世近百年之后，我认真读着杨氏的激扬的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标点与段落由笔者所加）：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

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

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

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

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

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

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

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ldo;立宪&rdo;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

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三十三岁的&ldo;执不同政见者&rdo;指着鼻子数落了一

通，并具体地教导了一顿，清王朝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这厮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

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ldo;反对党&rdo;干将一样的不&ldo;老实&rdo;，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ldo;以权谋私&rdo;，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袁世凯，曾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王公大臣们明白，&ldo;宪政&rdo;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

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ldo;皇上圣明&rdo;来决定国运。

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

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ldo;国民会议&rdo;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

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ldo;会&rdo;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ldo;北洋&rdo;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ldo;会&rdo;也没能降生。

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民国三年（1914年），杨度着西式礼服留影。

是年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并亲授勋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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