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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时报》创刊号头版

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时报》和《京话日报》的问世。

6月12日，狄楚青（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形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ldo;突然似放一异彩&rdo;。

流亡日本的&ldo;钦犯&rdo;梁启超潜赴上海，手订名称、体例、发刊词等。

《时报》对报纸版式进行大胆革新，&ldo;对开四版、两面印刷&rdo;就是由《时报》开始的，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各报所仿效，使报纸、杂志终于在形式上完全分了家。

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坚持了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ldo;发刊例&rdo;第一条

《时报》主持人狄平子（楚青）

即主张论说&ldo;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rdo;，并主张&ldo;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rdo;。

《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

徐铸成评价说：&ldo;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lso;文人论政&rso;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rdo;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胡适的心中，14岁的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恰逢《时报》诞生。

包天笑回忆，&ldo;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其始，方每日有专电了。

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

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多许。

&rdo;&ldo;时评&rdo;两字也是《时报》首创，有&ldo;《时报》评论&rdo;和&ldo;时事评论&rdo;的双关意义。

此外如&ldo;特约通讯&rdo;、&ldo;副刊&rdo;也都是《时报》首创。

狄平子自称&ldo;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ldo;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rdo;‐‐《京话日报》

耳&rdo;。

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

这张报纸一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就受到当时文艺界、教育界尤其青年学生的欢迎，迅速成了&ldo;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rdo;。

如果说《申报》是市民乃至官场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报》是商业界最欢迎的报纸，《时报》则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日报。

虽然它在上海本地发行量不及申、新二报，在外地却超过了这两家老报纸，&ldo;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rdo;。

8月16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ldo;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rdo;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雅俗共赏，妇幼皆宜，&ldo;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rdo;，而且售价低廉，每份只要三个铜板。

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也是《京话日报》的追求，创刊不久就成了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尤其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12月7日，彭翼仲又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文言的《中华报》，也以&ldo;启导民智&rdo;自期，广告中强调&ldo;并无洋人资本，亦不藉他国保护，因慨报界风潮冲突，非借重洋人，托居租界，竟不能自存，……情难自已，……成败利钝，非所料焉&rdo;。

彭翼仲不借重洋人、不托庇租界，一手创办两报，孜孜以开发民智，建立中国人自己说话的舆论阵地自任，在百年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

［记事］

1月22日，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署名&ldo;黄帝子孙之一个人&rdo;）主编的报刊政论集《黄帝魂》，收入了章太炎、章士钊、邹容、张继、刘师培、谭嗣同等在《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日报》发表的政论。

3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ldo;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rdo;，图文并重，到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刊物。

3月31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每期发行4000册，安徽各地及上海、北京、保定、南京等地设有58个代派处。

5月8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名义致函各省督抚，要求查禁&ldo;悖逆&rdo;书报，仅点名的就有18种，《黄帝魂》、《中国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预言新民丛报》、《浏阳二杰论》等榜上有名。

6月21日，清廷特赦戊戌党籍，牵涉戊戌变法案的几乎都受到赦免，只有&ldo;罪魁祸首&rdo;康、梁除外。

尽管梁启超在国内的办报活动仍不能公开，但从12月14日起，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迁到了上海，由广智书局编辑、发行。

9月17日，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振兴实业，被誉为&ldo;重庆的苏报&rdo;，发行量迅速由500份增加到3000多份。

1905年：《民报》的号角

对清廷来说，对中国近代史来说，1905年都是一个转折点。

在空前的危机下，清廷下决心实行改革，慈禧太后成了戊戌变法遗嘱的执行者。

有些举措甚至超过了当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国振作起来的前提。

而在当时，启迪民智的主要方法就是兴学校、励游学、译西书、开报馆以及阅报讲报等。

仅专文论述者就不胜枚举。

上海《新闻报》从3月28日到31日连载《论报馆之有益于国》，断言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ldo;其国终不能长存，其国终不能独立&rdo;。

《东方杂志》第8期也发表专论《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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