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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袁氏的《出版法》把人民着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章、图书的自由都交给了警察和行政官吏，&ldo;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rdo;。

《报纸条例》将所有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言论自由放在了警察官署手里，&ldo;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

&rdo;

&ldo;《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

&rdo;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209。

按照胡适的习惯，凡是他执笔起草而与别人共同发表的文章，都是列名最后的。

41年后，他重读这篇宣言，&ldo;高一涵放在最后，李大钊居第六位，照这个次序看来，可能是高一涵起的稿。

&rdo;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3621。

其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已经分途，《新青年》群体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主张&ldo;多谈些问题&rdo;的胡适与信仰&ldo;主义&rdo;的李大钊同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从9月1日起，《新青年》在陈独秀主导下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迅速发生转变。

1919年11月，陈独秀还说过&ldo;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rdo;，到了1920年，他就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ldo;护身符&rdo;、&ldo;专有物&rdo;，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ldo;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rdo;，&ldo;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rdo;，&ldo;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rdo;。

他在&ldo;五四&rdo;之后的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的面貌。

从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载体，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载体，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

一个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ldo;《新青年》时代&rdo;结束了，对此，胡适一直深感惋惜。

1923年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ldo;《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

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rdo;。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17。

［记事］

1月20日，周恩来等南开学生组织的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只出了一期，就因为周等被捕而停刊（后来复刊，出到第9期遭查禁）。

2月，国务院一次查禁&ldo;宣传过激主义&rdo;的书刊83种。

5月，瞿秋白等办的《新社会》旬刊被京师警察厅查封。

随即出版的《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未及出版即遭查封，接着出版的《批评》半月刊也未能持续多久。

6月13日，《四川学生潮》创刊，一再受到阻挠和查禁，多次停刊。

7月8日，江西《民报》以泄露军机罪遭查封。

同一天，《江声日报》因报道&ldo;米谷涨价，民食恐慌&rdo;，拒绝交出投稿人而被迫停刊。

7月13日，天津《益世报》被禁止发行。

8月初，胡政之采访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归国不久，即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准备革新《大公报》，不料直皖战起，8月12日，他发表启事，离开了《大公报》。

8月9日，北京《公言报》因披露政坛内幕遭直系军阀查封，编辑汪世澄被捕。

8月15日，陈独秀等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ldo;煽惑劳动，主张过激&rdo;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ldo;缉拿查办&rdo;陈独秀等。

9月15日，马千里等在天津创办的《新民意报》，曾连载周恩来在狱中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还发行了单行本。

9月20日，邵飘萍回国，复活《京报》，继续以&ldo;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rdo;相期许。

9月17日，湖南各报成立报界联合会，以争取新闻自由为中心目标。

9月，中美合资创办的济南《大民主报》因在评论中批评军阀&ldo;惧外仇内&rdo;，经理和主笔被捕，经美方交涉才保释出来。

10月，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共同派遣，踏上前往红色俄国的旅途，成为&ldo;十月革命&rdo;后到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

12月5日，北京《劳动音》周刊出了5期后遭查禁。

这一年在天津创刊的《劳报》日刊，仅出了20多天即遭查禁。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对言论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

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

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

……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

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

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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