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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有了这么一场争斗做背景，司马昭夫妇都很担心，临终时都留下遗言要司马炎善待司马攸，一定不要报复他。

司马攸是个行为举止很有气度的人，说话做事总是合乎礼法规范，谁也抓不住他的过错，司马炎在他面前也不由得小心谨慎，每次总要斟酌半天，想好了词句才敢开始和他说话。

就这样，一场风波之后，司马氏兄弟之间依然尽量平和地相处，至少在面子上还过得去。

新皇帝的温和路线

司马炎即位以后，也开始思考曹魏政权失败的原因。

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对宗室的防范过于严密谨慎，宗室的手中没有权力，日后皇帝一旦出现危难，就没有得力的亲属来辅佐他。

考虑到这些，司马炎就把许多叔侄兄弟都封作王，给了他们领地和军队，还有任命属地内官员的权力，又让几位宗王带兵镇守荆州、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既掌民事又掌军权。

但他却忘记了另一个前车之鉴：当年刘邦大封同姓子侄，后来的皇帝控制不住诸侯王们，以致引发七国之乱。

这次他重蹈覆辙，若干年后，司马氏宗亲中爆发八王之乱，同样闹到不可收拾。

除了照顾宗室，司马炎还要尽量善待士族和大臣们。

这些人都为司马氏获得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司马炎做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封给富有荣誉意义的官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另外还封了许多异姓公侯，赐给他们食邑。

这些当然都要从百姓的赋税中产生，由此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可想而知。

在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上，司马炎也显得很宽容。

当魏帝和汉帝退位之后，他们的宗室都受到了禁锢，现在司马炎却下令解除了这些约束。

后来对待蜀国和吴国的宗室时，他也是尽量优待。

这在历代王朝对待前朝宗室的策略上，可算是难得的宽容了。

用人的时候他也不计旧仇，把一些曾经帮助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政权的人都任命为官，即使有人反对也毫不在乎。

对于有能力的前蜀国官员，他也大胆起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政权的好处。

司马炎在执政时期，还制定了着名的《泰始律》。

这部法律体例完备凝练，显示出宽厚治国的精神，尤其是减去一些关于死刑和株连的规定，对社会上各种矛盾有所缓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臣张华等人的提醒下，司马炎很重视法律的普及行动，让人把关于死刑的条目抄出来张贴在驿站里，让百姓前去观看了解，扩大了在民间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司马炎也是尽量宽容。

他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又任命东部鲜卑慕容酋长慕容廆为鲜卑都督。

当时有许多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人在北方居住，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也时时爆发反抗。

曾经有人建议司马炎将这些少数民族人迁回原地居住，以免将来爆发更加严重的民族冲突，但司马炎考虑到这种建议在实际中很难执行，同时也会使晋朝丧失很多兵源和劳动力，就没有采纳。

但这种矛盾确实日益加深，在司马炎逝世后终于彻底爆发，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期，曾经受到司马炎重用的刘渊和慕容廆也成了汉国和前燕两个政权的建立者。

一生中的最大政绩

司马炎这一生中最大的政绩当数消灭东吴，完成了南北统一。

这场战争一直影响到百年后的淝水之战，当时的前秦君主苻坚就是因为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像西晋那样横扫江南，才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南征。

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司马炎打算平吴时也有许多人反对，不是也成功了？

但西晋的经验却不能推广到前秦。

前秦国内存在太多隐患，东晋的实力也非东吴可比。

在司马炎的时代里，曹氏和司马氏前辈们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国内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惟一的问题是西部边疆不稳定，却也还可以承受。

而在南方，东吴的君主孙皓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性情暴虐，倒行逆施，生平最喜欢做的就是用酷刑杀人。

在他的统治下，吴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百姓人心浮动，西晋的统一大业赶上了最好时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为消灭吴国做战略准备。

羊祜是司马师的内弟，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受到当时百姓和后世人的尊敬。

接受这道任命后，他在襄阳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努力加强战略物资储备。

虽然吴国的形势已经每况愈下，但江东依然有许多人才，羊祜在襄阳期间，三国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出任东吴对晋方面的主帅。

他颇有父亲的遗风，上任没多久，就在与晋方的较量中攻城破阵，让羊祜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

羊祜明白自己遇上了对手，就采取相持战略，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边界军民，让东吴百姓也感受到西晋政权带来的好处。

五年之后，陆抗病逝，晋军又得到了机会。

羊祜向司马炎提出讨伐吴国的建议，但却遭到贾充等人的反对。

贾充是晋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中历来以奸臣的面目出现。

他前期最重要的活动是当机立断，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因此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站在司马炎一方，成了晋武帝最信任的大臣。

这个人出身法学世家，颇有才干，曾经主持修撰《泰始律》，为西晋一朝立下汗马功劳。

他强烈反对伐吴确实也有自己的理由：西晋对平定东吴的确没有必胜的把握，曹操大败于赤壁的阴影犹在，他认为皇帝不该拿江山去冒险。

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导致行动上的患得患失，贾充成了极端的反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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