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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文化认同的消失（第1页）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曾率百官祭拜汉高祖刘邦灵位，宣告“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

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

。

这番祭文，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文化认同的建构——将蜀汉塑造为“汉室正统”

的继承者，以“兴复汉室”

为精神纽带凝聚人心。

然而，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汉祚永存”

的口号已沦为空洞的回响，益州士民对“正统”

的认同早已消解。

文化认同的断裂，与权力失衡、经济崩溃相比，更具隐蔽性，却同样致命——它抽走了蜀汉政权最后的精神支柱，使其在危机面前丧失了殊死一搏的信念。

一、“汉室正统”

叙事的稀释：从“天下共主”

到“益州一隅”

刘备称帝时的“正统”

宣称，依托于三重历史记忆：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重建的东汉，以及“汉德未衰”

的民间认知。

当时，中原士民对曹魏“篡汉”

仍存抵触，东吴也一度承认蜀汉的“汉室”

身份，这种外部环境让“正统叙事”

具有一定说服力。

但随着时间推移，蜀汉“偏安益州”

的现实与“天下正统”

的宣称日益脱节，叙事的稀释使认同基础不断流失。

地理空间的局限，首先削弱了“正统”

的说服力。

刘邦以关中为基，刘秀以河北为据，皆有“席卷天下”

之势；而蜀汉仅据益州一州，失去荆州后更成“四塞之国”

，与“汉室”

曾拥有的广阔疆域形成鲜明对比。

曹魏大臣华歆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直言：“汉祚已尽，非殿下所能复振，蜀地偏小，终为魏有”

，虽属外交辞令，却点破了“小邦称正统”

的尴尬。

到姜维时期，连蜀汉内部都有人质疑：“今我困于一隅，而妄称天下正统，恐遭人笑”

（《三国志·谯周传》注引《仇国论》），可见地理局限对叙事的冲击。

时间的流逝，进一步消解了“汉时”

的历史记忆。

刘备称帝时，亲历“建安之乱”

的人仍占多数，对汉朝的认同感较强；到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出生于蜀汉建立后的人已成为社会主体，他们对“汉朝”

的记忆仅来自书本与传说，远不如对“蜀地”

的认同真切。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时益州民间流传的歌谣中，“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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