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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根腐于内蜀汉灭亡的制度性溃败与人心离散（第2页）

但这种平衡随着他的去世迅速崩塌：

蒋琬、费祎时期，荆州派开始“抱团取暖”

，将尚书台、军机处等要害部门全换成“自家人”

，益州派被排挤到光禄勋、太常等闲职。

犍为太守张翼因反对姜维北伐被罢官，巴郡太守杨宗因“私藏粮草”

入狱（实为荆州派罗织罪名），这些事件让益州士族彻底寒心——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多努力，终究是“外来政权”

的打工仔。

到了刘禅后期，这种内耗演变成“见死不救”

的荒诞剧。

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的益州地主“闭门不出”

，连向导都找不到；诸葛瞻在绵竹战死时，成都城外的益州士族竟在“观望成败”

。

《华阳国志》记载，刘禅投降后，益州本地大族“莫不称贺”

，这种“亡国之喜”

的背后，是压抑了四十年的怨气总爆发。

三、“神权化”

的皇权与“空心化”

的相权：权力结构的畸形裂变

刘备称帝时，刻意淡化“皇权神授”

，临终托孤时甚至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种“柔性权力”

让诸葛亮得以“开府治事”

，形成“皇帝主祭、丞相主政”

的良性结构。

但刘禅亲政后，却一步步将皇权“神权化”

：他在成都修建“承露盘”

，自称“天授之子”

，甚至让黄皓装神弄鬼，以“鬼神之言”

否决姜维的北伐提议。

这种神权化带来两个恶果：

一是决策机制失灵。

朝堂上的讨论变成“占卜结果”

的对决，姜维说“兵法当伐”

，黄皓说“鬼神示否”

，刘禅竟以“鬼神不欺”

为由否决军事提案。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还在问“巫婆说敌军三日自退，可信否”

——权力一旦与迷信绑定，理性就无立足之地。

二是相权“空心化”

。

诸葛亮时期，丞相府有“录尚书事”

“假节钺”

等实权，能统筹军政；而蒋琬、费祎虽任大将军，却被剥夺“开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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