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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第2页）

（胡铨.道州濂溪祠记，卷四.濂溪志.爱莲堂藏版.）显然，这和程门弟子中流传的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有关。

当时，许多程门二传、三传弟子对此事并不得其详。

胡安国携全家及门下弟子长期隐居湖南，而周敦颐又恰恰是湖南舂陵人，这种地域的关联性，是激发他们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诱因。

所以，胡安国的儿子胡宏和弟子胡铨、向子忞是最早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重要人物。

受到父亲胡安国的影响，胡宏表现出对周敦颐的特别关注，他编《周子通书》并作序，即朱熹所谓的“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

。

胡宏对周敦颐的《通书》评价甚高，认为“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

（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161—162.）胡宏将周敦颐的书提到这样高的地位，显然也是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一种特别强化。

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还与胡安国的另外两个弟子向子忞、胡铨有关。

向子忞在从学胡安国时，就受到老师的诸多启发教育而十分尊崇周敦颐。

后来他在担任道州太守时，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首次建道州濂溪祠，修好后，特请另一位湖湘学者胡铨作《道州濂溪祠记》。

胡铨所作的这篇《记》不仅阐述了建设濂溪祠的过程、意义，而且还对周敦颐《通书》中以“诚”

为核心的哲学理念作了系统的论述。

向子忞创建道州濂溪祠，开创了湖湘地区乃至全国建祠祭祀濂溪之始，此祠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各朝，而且祭祀规格也不断提高。

道州濂溪祠的创建，既有弘扬地域性湖湘文化的意义，同时又有弘扬道学文化的普遍意义。

继胡安国、胡宏、向子忞、胡铨之后，作为“一代学者宗师”

的湖湘学派掌门人张栻，对强化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确立濂溪之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他在湖南地区广泛地纪念、推崇周濂溪之学。

他为重新扩建的道州濂溪祠作记。

淳熙五年（1178年）赵汝谊因原祠占地太小而加以扩建，并且立二程像于其中，张栻亲自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还在《记》中特别强调“先生之祠，凡学皆当有之，岂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当先者。”

（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10：577.）事实上，他早就在不断地为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而呼吁和行动。

因周敦颐曾任永州通判，零陵太守陈辉于永州州学新建濂溪祠，希望永州士子能够因此而重道崇学，张栻又撰有《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强调周濂溪传道二程，在理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周敦颐于治平四年（1067年）至邵州任知州时，曾迁建州学及文庙，并撰有《邵州迁学释慕文》（载《周子全书》）。

乾道九年（1173年）知州胡华时又重新修复邵州州学，张栻撰有《邵州复旧学记》，并特别强调邵州州学是“复旧学”

，因而鼓励湖湘士子在其中读书时，要“思夫当时先生所以望于后人者”

，将对周敦颐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开拓结合起来。

其次，张栻不仅在湖南地区大力推崇周敦颐，还在他游宦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周敦颐曾经做官的地方倡导建设濂溪祠堂。

广南东路的韶州也是周敦颐做官并留下遗迹的地方，淳熙二年（1175年）詹仪建濂溪祠，张栻为之作《濂溪周先生祠堂记》。

这一年，张栻正在知静江府任上，他在府学明伦堂旁立三先生祠，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道学人物。

庐山是周敦颐晚年隐居之所，淳熙六年朱熹为南康守时曾创建濂溪祠，张栻作《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

张栻为使当时的文化界能够牢牢地记住周敦颐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再次，张栻也继承老师胡宏的做法，通过刊刻周敦颐的著作，以强化对濂溪之学的记忆与传承。

朱熹重新修订了濂溪的遗书，将《太极图说》列于《通书》篇首，张栻很同意这样的编排，他在严陵学官刊刻了包括篇首的《太极图说》的《通书》，并撰有《“通书”

后跋》。

总之，北宋时期名望并不很高的周敦颐，在南宋初年湖湘学人胡安国、胡宏、胡铨、向子忞、张栻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其学术声望、道学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使其著作能得到广泛的刊行，而且纪念他的祠堂也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纷纷建立。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学者，在湖湘学者的倡导下成为学术文化界瞩目的“道学宗主”

，成为“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

的道统传人。

湖湘学者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唤醒，与他们在湖湘地区传播理学、创建学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种历史记忆对地域文化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周敦颐道学地位的最终确立，还与另一位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密切关系。

朱熹与张栻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学术理念上十分一致，他们在对周敦颐的理解、评价上是相互影响的。

但考虑到胡宏、张栻等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的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关联，我们认为张栻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更早、更值得关注。

总之，在两代湖湘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加上朱熹在重新诠释濂溪之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使濂溪之学的道学地位最终完全确立。

到了宋理宗时代，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周敦颐的道学地位也得到了完全的肯定。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赐周敦颐谥号“元公”

，淳祐元年（1241年）朝廷又封号“汝南伯”

，并从祀孔庙。

二、濂溪书院的文化记忆

从此之后，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得到空前强化：他的著作被广泛地刊印，有的还进入了官方教科书；他的专祠和以“濂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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