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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茶陵书院的发展特点（第3页）

第二，嘉庆十三年（1808年），洣江书院“从新更造”

（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三.学校·书院建废迁修.，讲堂楼上设立“御书楼”

，说明此时已有朝廷颁发的图书。

其数量应与其他学校差不多。

当时，茶陵的民办书院也多有藏书，如明贡生谭绍琬在《一经堂歌次尹宗伯韵》中称“君家藏书千百编，一经独以忠武传”

，反映了“一经堂”

（明经书院）藏书之多。

石陂刘姓梓林书院所收藏的刘三吾所著的《坦斋文集》、《斐然堂稿》等书，流传至今。

此外，茶陵还出现了家藏图书的风气，如陈仁子是书香世家，其伯父陈兰孙是淳祐庚戌（1250年）进士，其兄陈中子在淳祐戊辰（1268年）中漕举，其子侄也多是饱学之士，家藏图书甚丰。

家藏图书和书院刻书的风行则又丰富了东山书院的藏书。

东山陈氏家族的后人（明代）陈宗说建“汲古楼”

，“藏书盈万卷”

，其藏书即多来自于东山书院藏书楼（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

明清期间，除陈宗说之外，当地还出现了刘士琦、彭骥孙、陈天羽等藏书家。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茶陵州志·人物》载：刘士琦“岁贡，家多藏书，潜心好学，言芳行洁，为邑里楷模”

，著有《历试草》，揣摩家传诵之；彭骥孙“庠生，先世藏书甚富。

骥勤于探讨，寝室其中”

，著有《畏家园集》；陈天羽“庠生，家贫力学，购书甚富，沈酣枕……制艺渊博，”

订有《易经讲义》。

这些虽然是个人攻学业、研究学文的私人藏书，但从整体上说，实际上也是对书院藏书的重要补充。

综上所述，推究茶陵书院藏书事业兴盛的原因，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主要得益于本土学者的努力，如李东阳、刘三吾等著述甚丰，为本土刊印提供了主要来源；二是政府特别是朝廷的支持，颁发的书籍数量不少，这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茶陵印刷出版事业的发达，仅从其书院刻书数量、种类之繁多就可见一斑；四是得益于民间藏书风气，出现了一批藏书家。

当然，这也是书院学术事业的需要。

从茶陵士子反哺书院的情况来看，士子们以及社会人士对书院藏书应是予以了捐助的，只是相关资料太少，难以管窥，在此不作赘述。

宋代，湖南有私刻图书的四家、坊刻一家，而茶陵占了一家；元代，湖南有私刻图书的五家，而茶陵就占了四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茶陵刻书在湖南刻书业所占的地位。

茶陵之所以能够成为湖南的刻书中心，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茶陵盛产楠竹、香樟树，为造纸、雕版刻印提供了丰富的优质原料；二是茶陵与江西交往密切，引进了较为先进的造纸、刻印技术（刘志盛.陈仁子与东山书院.茶陵县志办编印的茶陵修志通讯：8.）；三是宋元以来，茶陵科举及第的人多，仅宋代考中的进士就有71人。

他们离职回乡后，潜心著述，致力办学，为藏书、刻书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可以说，茶陵书院的发展与其藏书、刻书基本同步，这也说明书院担当了藏书、刻书的主角。

茶陵书院的刻书是与著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茶陵士子们聪颖勤勉，著述不辍，为书院刊刻提供了大量的书稿，而茶陵书院的刻书，涉及到理学、历史、文学、科技以及考古等诸方面，范围广、名目多、内容丰富，如陈仁子创建的东山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把教学、著述，刻书融为一体，书院设有讲堂、书斋、藏书楼。

其著述、刻书成就尤著，声闻海内外。

著名藏书家、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称：“（东山书院）有名为书院，实为私刻者。”

陈仁子著述传世和存目的有《文选补遗》40卷、《续文选补遗》12卷、《二稿》8卷、《牧莱脞语》20卷、《韵史》300卷、《唐史卮言》30卷、《迂禇燕说》30卷，共7种440余卷。

其中《文选补遗》、《牧莱脞语》入《四库全书》。

历代著述刻本有《增补六臣注文选》60卷、《梦溪笔谈》（刻本名《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26卷、《说苑》20卷、《考古图》10卷、《叶石林诗话》3卷、《尹文子》2卷，计13种600余卷（刘志盛.陈仁子与东山书院.茶陵县志办编印的茶陵修志通讯：8.）。

规模之大，印刷之精美，印书之多，为当时湖南第一家（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

东山书院刻印的图书很有特色，纸张洁白有韧性，耐收藏，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品。

多为历代朝廷内阁藏书，称之为“茶陵本”

。

东山书院的图书刻印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清两朝，茶陵私刻图书蔚然成风，成为当时湖南省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即茶陵为全省私刻中心，长沙为全省官刻中心，宝靖为全省坊刻（商业性）中心。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茶陵书院的刻书紧密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成果和学术研究活动，它大量刊刻有关自身的教学和学术成果（如自身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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