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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中国书院的功能 以岳麓书院为例（第3页）

所以，岳麓书院学科建设的方向，总是和岳麓书院有着密切的关联。

譬如，与岳麓书院相关的理学史、经学史、书院史、湖湘文化史成为这里的特色。

随着书院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有关学科建设的方向得到进一步拓展，扩充发展了相关学科的建设，构成了一个既能够体现书院特色、又具有书院研究优势且能相互支撑的学科群。

岳麓书院在历史上就是研究型教育机构，教育家杨昌济称书院教育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培养。

根据书院教育的这一特点，近年来我们把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硕士、博士的层次上。

我们将书院的国学人才培养与现代人文学科的学位体系、学科建设结合起来。

书院在整合相关学科学术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条件，这契合了书院作为古代高等学府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特点。

近年来，岳麓书院陆续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史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的硕士学位和学士授予权、中国哲学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每年培养出许多国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除了研究生教育之外，我们还积极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

文化素质教育以湖南大学本科生为主，开设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课程。

在社会教育方面，古老书院的现代复兴正面临一个如何传播其优秀文化精神，如何拓展知识视野、增强学术活力，如何强化其教学效果与社会影响的问题。

书院有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历史上称之为会讲。

岳麓书院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举行了一次由著名学者朱熹和张栻的会讲，二人的学识涵养、人格风范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学者前来听讲，可谓盛况空前。

我们吸取古老书院的会讲传统，邀请国内外在各个领域的名师来书院讲学，并利用现代传媒工具，深入宣传古老书院的辉煌历史，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影响遍及国内外，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我们还为广大青少年开辟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陈列展示、出版图书、学术报告、影像资料和网站开发等多种形式为他们服务。

也积极开展文化旅游事业，向越来越多的游客讲解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现代价值。

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镇。

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在这里传道授业，又培养了诸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一批著名学者。

在晚清西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

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大学开始主持修复作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岳麓书院，在修复、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恢复其国学的研究功能。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的类型。

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国学与书院共生的独特历史背景。

从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所，到本世纪全面恢复合国学研究、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为一体的书院建制，那个像历史上能够承担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岳麓书院又恢复起来了。

我们一直企盼：经过一些时间的努力，岳麓书院应该像它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地位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振兴国学的重镇，从而使得中华文化生态中的国学与书院得到双重的复兴。

三、两个问题的思考

在这条架通传统与现代的复兴之路上，既历经艰辛，又收获成果，其中有不少值得思考的话题。

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总结：一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二是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的互动性问题。

（一）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

有关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可以说，从中国步入近代化的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现在，它都是一个激荡人心而又极具争议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加上腐朽的清朝廷已经失去了包容外来文化的大气和从容，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践踏和遗弃。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用“博物馆化”

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现代中国人满足情感需要却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

传统文化在社会近代化中的尴尬遭遇同样体现在古代书院身上。

戊戌变法以后，书院制度逐渐被强行废止，并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

从历史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但是这一改革过程忽略了书院自身的传统，从而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割裂，而新的“大学”

了无本土文化的根源，致使大部分历史上成绩卓著的书院都成了文化遗迹。

近代大学的这一弊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

毛泽东在1920年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

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

，并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

胡适则从书院的文化精神的角度阐发了书院的现实意义，他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中论述了书院的三种精神：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并期望用书院“刻苦与自由思索”

的精神重振学风。

这些观点不仅从理论上对书院的历史价值做了重要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从实践的角度复兴书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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