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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1925年2月，刘伯承随吴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和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

1925年5月，随吴玉章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ldo;五卅&rdo;运动。

当时，中共中央确定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去广州同国民党中央联系，准备回川后整顿国民党组织。

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

离川前，杨闇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

经吴玉章的引荐，刘伯承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镇压，造成著名的&ldo;沙基惨案&rdo;。

他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于是在7月初同吴玉章又返回四川。

半年多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

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他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

刘伯承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四川的革命活动。

他虽然未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但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跟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关系和影响，在军队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

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坚贞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二节誓师顺庆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北伐部队动员令。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多年来与北洋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实践，使刘伯承认识到，北伐战争是辛亥革命以来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

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

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

刘伯承往日的敌对将领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存厚，以及曾有过合作的赖心辉等人，都挂着北洋军阀的&ldo;五色旗&rdo;，拥有近20万军队。

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同时在军阀军队里开展军事运动。

当时，刘伯承离开川军已经两年多，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

熊克武第一军系统在讨贼战争失败后已经瓦解，一部投归刘湘、赖心辉等，主力转去贵州、湖南、广东，分别遭到当地军阀和实力派的收编。

这使刘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队关系进行活动的条件。

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沪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

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

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

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

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车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

1926年8月上旬，刘伯承随吴玉章途经上海前往广州。

在上海，他们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

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

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ldo;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

&rdo;1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沪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在回信中指出：&ldo;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rdo;事后，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

并且预言：&ldo;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rdo;2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

同时，负责接洽四川军阀派米广州向国民政府输诚的1中共重庆地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2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

代表。

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作出种种革命姿态。

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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