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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七三章 纺织危机（第3页）

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

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忆道：“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

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着陆。

以当时的年纪来说，这也是一种冒险。”

1948年冬，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再次来香港避风。

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

从1949年初起，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

香港充斥南腔北调，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最易闻及的是吴语。

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在异地他乡，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自然格外亲切。”

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

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来到香港，除了一双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香港人满为患，物价飞涨，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为衣食忧愁。

香港的本地人，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内地人遭致歧视，也是难免的。

不过广东人这点好，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大家公平竞争，不分南北东西，这便是香港。

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有唐翔千、周文轩、周忠继、张叔成等人。

他们原在沪上，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

周文轩说：“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简直就是穷光蛋。”

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宣泄对现实的不满。

排遣也好，宣泄也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

他们中间，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

就凭这一点，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

安子介做董事长，周文轩做总经理。

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染色后，再卖给布厂织布。

染厂是吃水大户，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周文轩回忆道：“那时，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我们要泵取山水，才能解决困难，有时候，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睡梦中也会惊醒。”

报告指出，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老沪上的世富豪门。

来香港的沪上大亨中，有这么一类人，坐吃带来的资产。

他们除了偶尔涉足炒股炒金外，绝不染指实业。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认为积攒财富终究会剥夺殆尽；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

显然，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也会坐吃山空。

然而，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他们资本雄厚、经验丰富，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

但是，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列的，寥寥无几。

其实从陈廷骅、周文轩、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他看好棉纱市场，千方百计融资，不怕负债扩大规模。

南丰纱厂创立之初资本额才六十万港元，1956年投产时，环锭不到六千个。

到1960年，南丰的环锭逾五万个，资本额为六百万港无，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

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

1970年，国外发明“空气纺锭”

，效率比传统环锭快几倍。

陈廷骅大量购入空气纺绽，不惜淘汰旧机器。

1979年，南丰月产棉纱达到一万六千包，为创建之初的四十倍，稳冠同业，陈廷骅被誉为香港的棉纱大纺织业是劳务密集型产业，它的兴衰，与劳务成本有直接关系。

六十年代，夕阳产业的阴影在欧美纺织业盘旋；七十年代，阴影笼罩日本同业上空；刚进入八十年代，香港纺织业一片恐慌，相当多的纺织厂迁粤或停产。

事实上，如果认真计算的话，李志文手下的成衣制造厂也都在向内地迁移，也可以算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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