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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章 唐纪七十三（第9页）

军容很害怕，于是写信召阆州王司徒（王建），估计他过了绵州，就出兵阻拦，让他发怒，发怒后一定会攻打各州，各地发兵交战。

这是军容的计谋，担心韦相公来交接，用兵阻隔，说王司徒来侵犯我，我出兵是和王氏对抗，想要掩盖他的叛逆之名。

十二月二十日，驱赶百姓上城，一更时，出兵几千人，排列在城外北面堤上。

二十一日，王司徒大军已到城下，在城北街来回交战几次。

巳时，川军被一时击退过桥，堤上排列的士兵大败，都逃入城中。

到傍晚，王司徒收军，驻守七里亭。

二十二日早上，又进军逼近城池，到中午又后退，驻守七里亭。

二十三日早上，率军进入新繁、蒙阳各县境内，城内出兵，每天都有相持。

这年十一月，改元龙纪元年己酉。

二月二十五日，在三郊大战。

（“郊”

应为“交”

。

）于是各自设置几座营寨相互防守，所到的县邑，都遭到焚烧，百姓逃散。”

《十国纪年》记载：“王建起兵攻打成都，各书记载的时间不同，大概王建事成之后，他的部下以擅自起兵侵夺为耻，为他隐瞒恶行，袭占阆州，多说有任命，尤其避讳光启末年侵犯西川攻打陈敬瑄的事。

有的移到文德年韦昭度镇守蜀地陈敬瑄不接受替代之后，有的说朝廷削夺陈敬瑄官爵，王建才会同韦昭度讨伐，都像接受命令的勤王之师。

所以李昊《蜀书》、毛文锡《纪事》、张《锦里耆旧传》、杨堪《平蜀德政碑》、吴融《生祠堂碑》、冯涓《大厅壁记》、《收复邛州壁记》，都是当时撰写的，却自相矛盾。

吴融说：“岁在作噩之年（丁酉年，877年），相国韦公奉命伐蜀。”

又说：“圣上即位的第二年，下诏大丞相韦公镇守蜀地，起兵归属丞相讨伐不朝的人。

不久拜授公为永平节度使兼都指挥使。”

现在按《旧僖宗纪》记载：“光启三年，十二月，东川顾彦朗、壁州刺史王建连兵五万攻打成都，陈敬瑄向朝廷告急，下诏宦官晓谕。”

《唐年补录》记载：“光启三年，十二月，因为西川陈敬瑄、东川顾彦朗相互对抗，下诏李茂贞送信和解。”

与《唐庄宗功臣列传》、《唐烈祖实录》、《五代史·王建传》、《庄宗实录》、范质《五代通录·王衍传》记载大致相同。

韦昭度在文德元年六月才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十月到成都，陈敬瑄不接受替代。

韦昭度上表说陈敬瑄叛逆，十二月丁亥日，任命韦昭度为招讨使，王建为永平节度使。

据《长历》，这年十二月甲子日初一，丁亥日是二十四日。

龙纪元年丁酉岁正月，诏命才到成都。

吴融根据韦昭度担任招讨使的时间，所以说作噩之年伐蜀，这年是昭宗即位的第二年，韦公镇守蜀地在前一年，大概吴融误把伐蜀当作镇蜀了。

《旧纪》说：“文德元年六月，任命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两川招抚制置使。”

《新唐书·昭宗本纪》记载：“文德元年十月，陈敬瑄反叛。

十二月丁亥日，韦昭度为招讨使。”

都是正确的。

而《旧纪》错误地说龙纪元年正月，任命韦昭度为东都留守。

五月，王建攻陷成都，自称留后。

《新唐书·陈敬瑄传》完全采用张《耆旧传》，说先任命韦昭度为节度使，然后田令孜召王建来限制朝廷，与《本纪》及《韦昭度传》自相矛盾，最为错误。

张自己说年近八十，追记从儿童以来的平生见闻，撰写《耆旧传》，所以叙事粗俗错乱，与《旧史》年月不符合。

现在依从《五代史·王建传》。

又《新纪》记载：“文德元年六月，王建攻陷汉州，擒获刺史张顼。”

《实录》记载：“龙纪元年正月，王建攻破鹿头关，张顼前来抵抗，打败他。”

按光启三年十二月，韦昭度讨伐陈敬瑄，任命汉州刺史顾彦晖为军前指挥使，大概这年冬天，王建攻破汉州，顾彦朗就任命顾彦晖为刺史。

《新纪》、《实录》都错误。

现在依从《十国纪年》。

）三天没有攻克而退军，返回驻守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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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瑄向朝廷告急，下诏派宦官和解；又命令李茂贞写信晓谕，都不听从。

41杨行密想要派高霸驻守天长来抵抗孙儒，袁袭说：“高霸是高氏的旧将，常常持观望态度，我们胜就来，不胜就反叛。

现在把他安置在天长，是自绝他的归路，不如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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