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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1857年3月26日，一个烂漫的春天，离龚自珍客死异乡16年后，魏源在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一病不起，终年64岁，下葬于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他的墓至今已找不到踪迹了（新建的一个名人墓群中据说有魏源墓，但已不在原址）。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3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徐继畲著，《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5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

6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管林等著，《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龚自珍纪念馆编，《龚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李汉武著，《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ldo;维新公子&rdo;陈三立

离龚自珍死50多年，魏源死30多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14年的动荡乱世，经历了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经历中法战争，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东邻的一个蕞尔岛国，被迫签定屈辱的城下之盟，又是赔款、又是割地。

而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从表面上看不仅不亚于日本海军，论吨位、装备甚至还有优势，从早期的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已有30多年，最终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朝廷内外，举国上下，这才受到震动，这才有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

这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如梁启超辈，读到龚自珍的文字，如受电击。

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张元济、谭嗣同……这一代读书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开始真正踏上与&ldo;衰世&rdo;告别的道路。

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中国，依然昏睡，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我以为如不是从技术、器物层面看，而是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

康是1858年出生的，梁是1873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出现才有了点新气象。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纵英才，有手挽狂澜的本领，关键还是他们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

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的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

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

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

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ldo;衰世&rdo;，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

《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

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

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

历史没有命定。

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ldo;人谋不臧&rdo;，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

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

因为变法失败，&ldo;戊戌六君子&rdo;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

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ldo;笔锋常带感情&rdo;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

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

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

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ldo;公车上书&rdo;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

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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