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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可见，清政府虽多次强调要&ldo;统率&rdo;、&ldo;钤束&rdo;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并不那么俯首听命，在这种气氛下，奕劻看到揭帖后的心情可想而知。

从6月10日上谕令载漪主管总理衙门之后，奕劻只得暂时把自己的主张收敛起来。

6月16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会上就对义和团的剿、抚及对列强和战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而奕劻却不发一言。

当天散值后，袁昶又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陈述&ldo;招抚拳会&rdo;政策之不可行，声称&ldo;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rdo;。

载漪听后&ldo;甚怒&rdo;，而奕劻&ldo;神色沮丧，无所言&rdo;。

（注：《义和团》第一册，第337338页。

）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评论当时关于和战剿抚之争时，说奕劻、荣禄、王文韶是&ldo;恶匪党而不敢直言&rdo;。

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势，奕劻沉默了。

6月17日，慈禧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事宜，奕劻又没有表态。

6月18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ldo;筹议和战&rdo;。

会上，慈禧批准载漪请攻使馆之议。

连平时不怎么发表意见的王文韶，都以&ldo;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rdo;之言出来反对，奕劻仍没有表态。

当天，清廷决定派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会同奕劻、载漪及军机大臣会商有关&ldo;京师军务&rdo;一切事宜。

（注：世续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6月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尽管奕劻&ldo;剿团和洋&rdo;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

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

他决不会像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那样，冒着杀身之祸，去拼命直谏，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已经听不进&ldo;剿团和洋&rdo;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味蛮干，于事无补。

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等待时机。

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ldo;剿团和洋&rdo;主张，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

当然，只要稍有压力，他就知难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

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袁昶上书奕劻，指出义和团&ldo;实属罪大恶极&rdo;，应&ldo;高悬赏格&rdo;，&ldo;格杀勿论&rdo;。

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

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然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

《高枬日记》称：7月25日处决袁昶、许景澄前，荣禄求情没有获准，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

奕劻说：&ldo;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获准，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

&rdo;奕劻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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