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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历史下（第3页）

杨吴时始将秦淮河贯于城中，作为重要航道；南唐保大年间，又疏浚河道。

《宋朝事实类苑》卷47《休祥梦兆》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

，是为验证。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

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

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

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

的景象。

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之谓。

（卷270，《后梁纪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为朝贡之物。

茶叶的生产以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

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

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

，后来又有“阳羡贡茶”

，“毗陵茶”

，“阳羡紫笋”

和“晋陵紫笋”

等称谓。

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

（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阳羡茶“芳香冠世产”

，可为贡品。

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

南唐时“阳羡茶”

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

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

。

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

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

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

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

是也。

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

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

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

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

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

南唐商业出现的新特点，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

五代十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重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

结果是，虽国与国间时恶时睦，民间交易却日益频繁；大运河虽然阻断，海运却发达起来。

南方各国商业的活跃程度视唐代有加。

各国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

这一功能的转换，对于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对于江苏地区提早进入较发达地域的序列，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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