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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早在未有漕运的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对灾荒采取&ot;移民就食&ot;的方法，即河东发生灾荒将民众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灾则移民于河东。

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

&ot;移民就食&ot;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随之而来，移民有时难以实现，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彼而丧生，这都是弊端。

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

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

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

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王羲之希望朝廷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下臣实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尤其是长吏如不能完成任务，政绩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

如果三县不实行，则郡守必须罢免，或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降职使用。

（二）惩办贪官

王羲之在视察诸具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

&ot;耗&ot;，管理不善，如虫、鸟、鼠、至食以及发霉变质等消耗，是有一定规定的，超过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行为;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是执法犯法，有的数量巨大，如余姚一个具就达十万斛。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属会稽管辖的其他诸县也同样如此。

由于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危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他主张对那些奸吏给予重判，&ot;诛翦一人&ot;起到&ot;杀一人儆百&ot;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ot;其后便断&ot;。

（三）

改进征役修改刑法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初建时，司马昱的&ot;宽众息役，惠益百姓&ot;的政策和许诺，根本兑现不了。

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

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源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

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

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

课捕有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

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1王羲之：《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军集》。

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

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

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

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

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1&ot;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ot;2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ot;补代&ot;，结果是&ot;上命所差，上道多叛&ot;3，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

至于为何吏与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ot;同伍&ot;，同样要受&ot;课捕&ot;，与此同时对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

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ot;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ot;4，没有人被差遣替代。

王羲之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

判五年徒刑的&ot;可充杂工医寺&ot;，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移其家&ot;可绝其亡叛&ot;，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百工5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

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

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

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ot;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ot;，重罪者判以死罪。

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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