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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国际政治]《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作者：[美]大卫&iddot;哈伯斯塔姆【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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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天黑道晚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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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道晚安

‐‐哈伯斯塔姆《媒介与权势》序

熊培云

现代传播学很像是古时的哲学。

当传播学今成显学，我们已经很难为其划出具体疆界，因为它几乎涉猎了所有学科。

这既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又诸如生物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网络学等自然科学同样为传播理论的形成及流变提供源头活水。

今天，倘使我们走进&ldo;柏拉图洞穴&rdo;和柏拉图试图建立的&ldo;哲人王&rdo;统治的理想国，不难发现，这位希腊哲人穷其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弗如说是政治传播学。

传播学攻城略地，有学者甚至将文明的生息与传播直接联系起来。

正如哈罗德英尼斯（haroldnis，1894-1952）所指出，&ldo;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

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

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rdo;由此出发，这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以媒介为标准，将人类文明分为埃及文明（莎纸草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等九个阶断。

倘使英尼斯今天仍然健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激情澎湃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定义为&ldo;互联网文明&rdo;。

有人可能认为英氏分期法粗枝大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将人类早期的集市看做是一种用来传递货币与商品的媒介，同样也可以将商业文明视为这种&ldo;集市媒介&rdo;的延伸。

笔者并非英尼斯那样的坚定的媒介决定论者。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物理或生物学的角度来观望这个世界，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ldo;传播创世纪&rdo;的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上帝，传播就是那只推动世界的上帝之手。

无论是生命最初的形成，还是人在社会中的交相成长；无论是人类早期的自由迁徙，还是今天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人们藏之名山的著书立说，还是旨在传宗接代的婚姻生活，凡此种种，归根到底都拜赐于人类始于远古、一以贯之的&ldo;传播精神&rdo;。

有理由认为，正是这种&ldo;传播天性&rdo;，使人类不可避免地从一个个封闭社会逐步升级到更加开放的社会。

开放因此和人类一样面向未来，生生不息，未有终点。

英尼斯十分迷恋古希腊的口头传统。

面对印刷术的发明，他曾经不无悲情地慨叹这种&ldo;文明的倒退&rdo;，&ldo;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

&rdo;所以，&ldo;希腊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却逐渐衰落了&rdo;。

但是，英尼斯的自相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后他同样指出，正是广播和喇叭的发明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

换言之，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os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谈到&ldo;媒体是威望的消费者&rdo;时有这样一段评价：&ldo;古希腊在一代人中也许能造就一万个或者两万个小希特勒，而现在的德国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造就几百万个小希特勒。

&rdo;随着媒体手段和技术的飞跃发展，过去古希腊城邦的一个政治领袖或煽动家只能以他的声音所及的千百人为限，而现在一个政治领袖的话能够通过印刷文字、无线电波、卫星电视达到亿万人。

塔尔德同样指出，&ldo;要动员2万名雅典市民也许需要30位演说家，而现在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位的新闻记者就能唤醒4000万法国人。

&rdo;如此说来，整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了眼睛和耳朵一起支配的文明时期。

我们司空见惯的&ldo;耳濡目染&rdo;同样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媒体的奴仆。

在我看来，无论是耳朵支配文明，还是眼睛支配文明，这都是一种受感官直接支配的文明。

如果我们的社会想取得进步，就必须让这种被动局面有所改观。

如圣埃克绪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句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

同样，当我们倾听广播，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灵。

唯其如此，我们才是传播世界里真实的主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投射装置。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英尼斯所提出的&ldo;媒介&rdo;赋予更辽阔的视野与内涵。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人即信息的集合体。

且不说生命的遗传包含着生命信息的传承，从社会化成长的角度来看，人们关于信息的获得与提取同样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我们认定社会控制是一场关乎&ldo;信息决定行为&rdo;的战争，那么我们便可以轻松抛弃有关人类&ldo;性善&rdo;或&ldo;性恶&rdo;的无谓争论。

媒介支配生活，监狱同样是一种媒介。

透过福柯解构的&ldo;全景监狱&rdo;（panoptin），我们发现犯人们之所以循规蹈矩地生活，只是因为他们处于被监视的&ldo;信息不对称&rdo;之中。

当老大哥的暴力与偷窥合二为一时，每个人其实都处于一种被&ldo;瞄准射击&rdo;的状态。

就像影片《狙击电话亭》（phonebooth）里那位困在电话亭里的纽约青年一样，在暴力面前，人们不得不受命于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而无条件地顺从变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种&ldo;循规蹈矩&rdo;断定犯人或者那些被偷窥绑架的人正在做着有德行的事情。

关于这个结论，相信在我们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旷世杰作《一九八四》时同样深有体会。

制度是一种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文明形态与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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