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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诚如他所说，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

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

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

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

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

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

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鲁迅那样，出于一种生命本体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

他与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止于一种礼仪上的，不似鲁迅那种精神深层的拷问。

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

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

周作人似乎就坐于木板房前，品茶读书，书香暗来，有不尽的爱意从中涌出。

他似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痛苦的东西，回忆成了一种自娱，在那温和的谈吐中，他把文化交汇过程的审美快慰，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

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

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件，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痛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

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

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

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

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

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志的欲望。

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志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

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

梁启超曾著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

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

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

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

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

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志，就非有气魄不行了。

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

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志，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

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

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

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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