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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

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炮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

如此，则他的「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地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

‐‐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

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

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

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

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

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

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

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

雨亭曾以巨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

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

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

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

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

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

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

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

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

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

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

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

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

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

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

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

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

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

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

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彩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

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odern　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

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

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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