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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大臣徐羡之（第1页）

徐羡之（364-426年），南朝宋开国功臣，东晋左将军徐宁之孙、上虞令徐祚[zuò]之之子，出身寒门。

历任琅琊内史、吏部尚书、丹阳尹、尚书仆射、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等职。

宋武帝逝世后，徐羡之与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位大臣辅政。

宋少帝刘义符不务政事，徐羡之等以太后名义废黜刘义符，迎立刘义隆为帝。

但不久，宋文帝以废弑君主等罪名下诏将徐羡之等治罪，徐羡之遂自杀，时年63岁。

徐羡之，字宗文，生于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一带），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其家族背景深厚，祖辈皆在朝中担任要职。

祖父徐宁，曾任尚书吏部郎，此职掌管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权重一时；后又被任命为江州刺史，虽未及赴任便不幸去世，但其仕途之顺畅与声誉之隆，已足以在家族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父亲徐祚之，则在上虞县担任县令，为官清廉，治绩显着，深受百姓爱戴。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徐羡之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不仅学识渊博，更培养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年少时，徐羡之便以其才华横溢而崭露头角，最初被太子少傅王雅慧眼识珠，辟为主簿，成为王雅幕府中的重要助手。

此后，他又相继担任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功曹、尚书祠部郎等职，但徐羡之并未满足于这些职位，他心怀大志，渴望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

因此，当尚书祠部郎的任命到来时，他选择了不拜，转而投身于抚军将军桓修的中兵曹参军一职，以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中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

在桓修幕府中，徐羡之遇到了同样胸怀大志的宋高祖刘裕。

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共事，因志同道合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裕的雄才大略和徐羡之的睿智沉稳相得益彰，他们在共同的政治理想驱动下，彼此扶持，相互成就。

随着刘裕势力的崛起，徐羡之也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等要职，成为刘裕麾下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在与谢混共事期间，徐羡之的才华和人品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

谢混是东晋末年着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对徐羡之的才学和为人极为赞赏，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此后，徐羡之又相继担任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司徒左西属、徐州别驾从事史、太尉咨议参军等职务，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是徐羡之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鹰扬将军、琅邪内史，同时仍兼任大司马从事中郎，其军事和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不久之后，随着宋高祖刘裕北伐的步伐加快，徐羡之又被转任为太尉左司马，负责留守后方的重任，成为刘裕北伐大军坚强的后盾。

在此期间，他协助刘穆之处理朝政，确保了后方的稳定与供给，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高祖计划北伐时，朝中许多官员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唯独徐羡之保持沉默。

当有人询问他为何不开口时，徐羡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提到自己已经身居高位，官职和心愿都已得到满足。

而且，当时南方和东方的敌人已经平定，国土大幅扩张，只剩下一些小规模的羌族尚未平定。

高祖对此念念不忘，徐羡之认为自己的意愿与高祖不同，因此不轻易参与讨论。

这段对话展现了徐羡之的谦逊和深思熟虑，他不因自己的地位而盲目附和，而是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见解作出判断。

接着，刘穆之去世后，高祖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负责留守事务，并允许他率领二十名甲士出入。

后来，徐羡之又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原将军和丹阳尹的职位保持不变。

这显示了高祖对徐羡之的信任和重用，以及他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在宋高祖统治的第十四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

大司马府的一名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因三岁的儿子道扶患有痫病，竟在他发病时将他活埋。

这一行为被道扶的姑姑和女儿发现并举报，周氏因此被判弃市（即在闹市执行死刑，示众）。

面对这起案件，徐羡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即便是虎狼等猛兽，也懂得自然的父爱母爱之情，周氏的凶恶残忍行为确实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然而，除了法律之外，还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准则。

如果母亲因儿子的原因而受到惩罚，那么作为儿子，他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虽然周氏依法应当受罚，但徐羡之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宽恕和同情，因此他建议将周氏流放到偏远地区，以体现法律的威严同时也兼顾人性的温情。

高祖最终采纳了徐羡之的建议。

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展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它表明，在法律与道德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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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祖登基之后，他提拔并赐予了一众功臣新的官职和荣誉。

他刚坐上皇位，就想着那些辅佐他成就大业的人们，于是颁布诏书说：“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以及丹阳尹徐羡之，监管江州豫州西阳新蔡等军事的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檀道济（被封为作唐县男爵），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任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负责节制雍梁南北秦四州以及荆州河北等地军事的后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节制北徐兖青三州军事的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刘怀慎（被封为南城县男爵），散骑常侍兼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前任冠军将军、北青州刺史向弥（被封为安南县男爵），左卫将军刘粹（被封为滠阳县男爵），南蛮校尉到彦之（被封为佷山县子爵），西中郎将司马南郡宜阳侯张邵，参与西中郎将军事的建威将军、河东太守沈林子（被封为资中县侯）等人，有的以忠诚和深远的谋略，扶持并赞颂了我的伟大事业；有的则勤勉建功，在艰难困苦中大力相助。

他们从始至终都精心谋划，功勋卓着，都应当与国家一同享受安宁，接受这份丰厚的奖赏。

“因此，我决定，徐羡之可以被封为南昌县公，王弘封为华容县公，檀道济改封为永修县公，傅亮封为建城县公，谢晦封为武昌县公，他们各自的食邑都是二千户；檀韶的食邑增加二千五百户，王仲德的食邑增加二千二百户；刘怀慎、到彦之各自的爵位晋升为侯爵，刘粹改封建安县侯，他们的食邑都增加到一千户；赵伦之封为霄城县侯，食邑一千户；张邵封为临沮县伯，沈林子封为汉寿县伯，他们的食邑是六百户。

对于开国功臣的封赏制度，我将遵循旧有的规定来执行。”

这份诏书，体现了宋高祖对那些在开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们的感激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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