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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华人南移背景（第2页）

实际上，朝贡使团往往或本身就是国际商团，或有大量商人跟随。

从某种角度上看，各国的朝贡之“方物”

与中国政府的“赐物”

之间的交换，其本身就可以看做各国政府间所实行的一种“以物易物”

的大型贸易方式，所以往往要动用大量的运输工具予以承运。

如明正统十年，满剌加使臣谟者那曾向中国政府请求道：“国王欲躬来朝，所带人物较多，乞赐一巨舟，以便往来。”

这一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上命所司造与之。”

不过，笔者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对于有的学者过分突出朝贡使团的经济目的，以至忽视其本来具有的国际政治意义这一点，是不敢苟同的。

实际上，当年奔忙于海上贸易之路而唱主角的，还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

他们的活动虽不像朝贡使团那样较为集中地见诸史乘，但海上贸易这条商路本身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晋代法显《佛国记》所载内容均属实的话，那么，在他那个时代已有至少能乘载200多人的大型商船来往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上。

张燮《东西洋考》（卷4）记载有中国商人至马来半岛东海岸港口进行交易的情形如：

关于彭亨：

舟抵海岸，国有常献。

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

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

关于柔佛：

柔佛地不产谷。

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

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

亦在要之入彼国者。

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关于丁机宜：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

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

自为柔佛所侵，彼国有风声鹤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鱼之患。

此扬帆者所以掉臂希顾也。

以上引文亦反映了动荡的政治形势对商业贸易的影响情况。

中国与马来群岛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推动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从中国这一方面而言，就是通过这些联系，很早就对马来群岛的自然、人文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并载诸史册，这些今天都无例外地成了研究马来群岛古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此之外，笔者在此特别要强调指出的，乃是历史上构成中国与马来群岛文化关系之最重要内容的宗教传播，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的中国僧侣。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传后，在成为世界宗教之前，首先发展为亚洲宗教，以致今天在亚洲仍能看到一片片佛教沃土。

佛教于公元l世纪传人中国，魏晋南北朝之际迅速扩展到南北两地，得李唐盛世之推崇，则令其更为弘扬光大，此际中国佛教文化氛围之浓是历史仅见的，而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则成了许多僧侣们的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

与此同时，东南亚也迎来了印度化、佛教化时代，其结果是，在伊斯兰教开始传人之前，佛教（或印度教）在一些国家中，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

如与中国南朝保持密切关系的丹丹、干陁利、狼牙修诸国，都曾表达过对南朝佛教的强烈向往，极赞其“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

。

“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

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

南朝的佛教信仰氛围，显然曾成为吸引诸国与之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亦可以说，佛教曾成为他们与中国在文化交往方面一度探讨最多的热衷话题。

而与中国隋朝关系密切的赤土国，显然已是一个印度化、佛教化非常深刻的国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

，有“婆罗门等数百人”

，在接待隋使时，亦以婆罗门二人引路，并“奏天竺乐”

。

唐代僧人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则记载：郎迦戌（即狼牙修）、杜和钵底、临邑（林邑）诸国，“并悉尊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

。

杜佑《通典》亦谓丹丹国，“其大臣八人，号日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

。

其实，唐时东南亚一带堪称佛教文化传播重地的应属佛逝（即室利佛逝），不仅著名僧人义净一度于取经途中在此“经停六月，渐学声明”

，回程时并存经“三藏五十余万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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