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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这个所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从来也没有想去研究过。

汉学虽然也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但并不在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内，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座大楼里面。

楼前有一个大草坪，盖满绿草，有许多株参天的古橡树。

整个建筑显得古穆堂皇，颇有一点气派。

一进楼门，有极其宽敞高大的过厅，楼梯也是极宽极高，是用木头建成的。

这里不见什么人，但是打扫得也是油光锃亮。

研究所在二楼，有七八间大房子，一间所长办公室，一间课堂，其余全是藏书室和阅览室。

这里藏书之富颇令我吃惊。

在这几间大房子里，书架从地板一直高达天花板，全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书，中国书和日本出版的汉籍，占绝大多数，也有几架西文书。

里面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我记得有几种明版的小说，即使放在国内图书馆中，也得算做善本书。

其中是否有海内孤本，因为我对此道并非行家里手，不敢乱说。

这些书是怎样到哥廷根来的，我也没有打听。

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带回去的。

所长是古斯塔夫&iddot;哈隆（gtavhaloun）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

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

我到哥廷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

在过去二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

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

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

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

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二十多岁。

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

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

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

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

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

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

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

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

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

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

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

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

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

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

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

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iddot;韦利（arthur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

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

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

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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