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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gut。

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

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

轰动主要来自profkrae（克劳泽教授）。

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

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

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

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格灵（sieglg）、舒尔策（schulze）的吐火罗语语法媲美。

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记中有下列一段话：

hartann（哈特曼）去了。

他先祝贺我的考试，又说：profkrae对我的论文赞不绝口，关于endungatha（动词语尾atha）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他立刻抄了出来，说不定从这里还可以得到有趣的发明。

这些话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经告诉过我。

我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

这样一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关于口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

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

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

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

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

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

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

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

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

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

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

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

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

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

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

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

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

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

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

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

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我是她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

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

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

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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