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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ldo;我之进退，实为狼狈&rdo;。

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isaestion。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

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

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

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12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

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有关欧洲的&ldo;思想斗争&rdo;，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ldo;思想斗争&rdo;又随之而起。

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ldo;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rdo;。

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

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

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ldo;思想斗争&rdo;。

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

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

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

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

我的考虑或者我的&ldo;思想斗争&rdo;，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

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

&ldo;斗争&rdo;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

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

所谓&ldo;秘书长&rdo;，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

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

没有什么副校长。

全校有6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

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

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

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

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

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

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

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

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

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

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

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

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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