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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

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

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lso;开放党禁&rso;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

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rso;，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

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

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

【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者】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着，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

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

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

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

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

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lso;千奇百怪&rso;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

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k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

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lso;临时政府组织法&rso;、&lso;临时参议院组织法&rso;和&lso;临时约法&rso;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

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lso;大炮&rso;也。

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

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lso;百数&rso;，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rso;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笔者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

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lso;要竞选总统吗？&rso;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

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

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lso;议员&rso;，实非易事。

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

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

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

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lso;统一共合党&rso;、&lso;国民共进党&rso;、&lso;国民公党&rso;、&lso;共和实进会&rso;几个较大的小党。

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

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

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

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

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lso;孙大炮&rso;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

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lso;财神&rso;诨名的梁士诒在座。

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lso;国父年谱&rso;（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

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

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

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

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见&lso;国父年谱&rso;上册，页一三七，引&lso;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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