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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暗线交织（第1页）

郑耀先回到迈尔西爱路安全屋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在身后渐次熄灭，法租界这边的街道安静得只剩下梧桐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

他推开铁门，天井里的枇杷树静立着，月光把枝叶的影子铺在青石板上，像一张支离破碎的网。

他没有急着进屋，而是站在天井里点了一支烟。

烟雾在夜色中散得很慢，丝丝缕缕地缠绕在枇杷树叶之间。

阜宁那边的仗打完了，白鸟小队被歼灭大半，田边诚一负伤逃回，关东军在华中派遣军面前丢尽了脸面。

山本在电话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那番话，他在新亚饭店的宴会上又当众重复了一遍，措辞更加圆滑老辣——“关东军情报课长田边诚一阁下向来认为特高课的情报不可信，此次阜宁之战恰好证明，帝国陆军的情报系统需要的是精诚合作，而不是相互猜忌。

河边正三将军如果有疑问，不妨请田边阁下亲自来解释，为什么他亲自率领的精锐侦察小队，会在一个他声称‘情报充分’的地区遭到伏击。”

这番话在宴会上引起的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放下酒杯，冷冷地说了一句“关东军的人确实该收敛些了”

，席间几位师团参谋长纷纷点头。

山本坐在郑耀先旁边，脸上不动声色，却在桌下用手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他们之间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做得好”

。

现在想起来，这三下敲击比任何口头嘉奖都更有分量。

这意味着山本已经把他当成了真正的心腹，而不仅仅是一个精通中国事务的顾问。

在特高课这样的机构里，信任是最稀缺的通货，一旦获得就必须立即兑现成实际权力。

他明天一早就要去虹口特高课本部，正式接手新成立的“情报评估组”

的组建工作。

山本给了他五个人的人事调配权，外加可以直接调阅密电分析科所有往来电报的权限——这个权限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烟燃到了尽头，烫了一下手指。

郑耀先把烟蒂碾灭在青石板上，推开房门走进屋里。

屋内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

桌上摊着南京带回来的那些文件，都按照他的习惯用镇纸压着边角，排列得整整齐齐。

发报机收在衣柜夹层里，上面盖着几件换洗的衬衫。

药瓶还搁在桌角，里面只剩四粒安神丸。

他的目光扫过这些熟悉的物件，最后落在桌面上那张画着青瓷花瓶的便条上。

便条上的笔迹他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

字是用极细的铅笔写的，笔画纤秀但骨架硬朗，撇捺收笔处微微上挑——这种写法需要手腕极稳，通常只有长期握笔抄写电报的人才写得出来。

那句诗“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

出自宋人戴复古的《江村晚眺》，原诗写的是江村晚景的闲适恬淡，用在这里却平添了一层警觉与逃遁的意味。

白鸟惊起，飞入芦花——是说白鸟小队已经被惊动了么？还是在提醒他，危机如同白鸟，看似静立水畔，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振翅高飞？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张便条是什么时候夹进他的文件堆里的。

在南京的那几天，他随身携带的文件都锁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他安排的房间里。

房间每天有勤务兵打扫，但文件装在牛皮公文包里，公文包上着暗锁。

回到上海后，他在迈尔西爱路安全屋里整理材料时，并没有立即发现这张便条。

直到那天凌晨惊醒过来，才发现它赫然摊在桌上，压在他编写的给山本的报告草稿上面。

从南京回来到现在，进过这间屋子的只有三个人——他自己、秦素贞、以及昨天来送电报的宋孝安。

秦素贞从不在他的书房多停留，每次都是放了东西就走。

宋孝安送电报时他就在屋里，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

更何况，宋孝安和秦素贞的字迹他都认得，与这便条上的笔迹全不相干。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便条是在南京时就被人夹进文件里的。

这个人必须能够接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大楼，必须是内部人员，或者至少是有权限进入情报部门区域的人。

这个人了解他的身份——至少了解他的隐蔽身份——却没有向日军告发，而是用这种方式向他传递了一个模糊的信号。

是敌是友？是提醒还是试探？

郑耀先把便条收进怀里，在桌边坐下来，拧开台灯。

他拿出一张干净的稿纸，开始逐条梳理南京之行接触到过的所有人。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大楼里的人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将官和他们的副官参谋，这类人不可能做这种事。

第二类是司令部的文职人员和情报分析官，他在会议期间和这些人有过接触，但时间很短，基本都是在会议桌上公事公办地交换意见，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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