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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

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扞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

……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

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　我们一定要走到底。

9月5日（德国对伦敦开始进行夜间狂轰滥炸的前二天），丘吉尔宣称，&ldo;在大规模准备国内防务工作的同时，　我们毫不迟疑地向中东源源不断地派护航队和援军&rdo;，英国人听了心情万分激动。

11月5日（这天罗斯福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丘吉尔又报告说，&ldo;在我们面临如此逼近和如此险恶的入侵威胁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国驻埃及军队的增援，在我们海运能力几乎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向那里输送了人员，而且还忍痛从我们这里的部队中调拨出宝贵的武器输送到那里&rdo;，这番话使英国人感到同样的激动。

很明显，在这&ldo;最美好的时刻&rdo;，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走上的那条崎岖道路，乃是他们自甘选择的道路。

但是，　要说他们这时自己愿意走这条道路，倒还容易解释，而要说他们是在领袖丘吉尔号召下愿意走这条道路的，那就271令人费解了。

上文已经谈过，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之突然的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好象是别人的错觉。

实际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也许是某种精神异常迅速地化成了有意识的行动，这种精神是英国人民久已具有，　但是长期抑制未曾流露的，同时，正是由于长期抑制，　因此其力量就一直在增强。

英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态度在同时似乎也突然地改变了，这种变化是否也仅仅是他们对他长期以来含而未露的潜在感情的突然爆发呢？或者，　在这件事上，是否真正地发生了变化呢？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英国观察家认为，看来，全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思想感情的转变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

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由于丘吉尔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从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这种反应。

丘吉尔就象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着。

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

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　鹤立鸡群。

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五岁、十岁、十五岁或二十岁。

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

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

丘吉尔在四十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二十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六十五岁时仍以四十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

大凡年届六十五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所处的那种境地，　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象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

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ldo;与命运同时前进&rdo;。

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ldo;集&lso;毕生&rso;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rdo;。

丘吉尔的同胞们在二十272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

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

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ldo;宽慰的感觉&rdo;，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

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

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

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

这一段英国历史，对一百三十五年以后的英国人说来，还是记忆犹新。

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坚信，希特勒帝国会象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

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

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

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扞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273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

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

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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