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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3月9日，哈里曼给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证明了上述看法。

他在电报中说：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ot;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的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

&ot;所以，哈里曼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对新疆来说，&ot;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ot;。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

据他说，当时，苏俄总领事正离开新疆回国，迪化只留下一个副领事。

他认为，新疆问题原属于地区民族协作问题，即汉回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中苏两国间的问题。

刘泽荣不赞成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还特意提到，当地学校禁止教回语，而要求所有学生一律学习汉语。

刘泽荣根据他在新疆的谈判情况判断，苏俄&ot;对新疆并无政治企图&ot;。

3月6日，蒋介石在同顾维钧的谈话中虽然看出了&ot;俄国人的危险性&ot;，但他又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苏联更了解中国了。

中国人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苏联企图把中国分成两个国家，它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肯定会反对。

况且，苏联也不愿意同全中国人民为敌。

斯大林为了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开始注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4月3日，莫斯科召回潘友新，任命彼得罗夫为驻华大使。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新大使的任命，是苏联&ot;对华突变之行动&ot;。

联系到&ot;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ot;，蒋介石猜测，这意味着苏联&ot;对华政策已转变&ot;。

在4月中、下旬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

同时，中国代表团也尽量避免同苏联方面发生冲突。

为了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政府在会议前夕致电莫斯科，表示中方愿意维护苏联的利益，并且支持苏方要求中方给予支持的提案。

在讨论会议程序时，美国代表团建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

而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主张设四位主席，由四个发起国担任，轮流主持会议。

葛罗米柯的提案显然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提出来的。

美、苏有关会议提案的争议，无疑是对中国代表团&ot;诚意的初次考验&ot;。

考虑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向美方解释，因美国再三敦促中国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中方&ot;不愿在会上冒犯苏联&ot;。

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决定支持美国的提案时，&ot;也不愿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大使的意见&ot;。

代表团在请示重庆后得到的答复是：谨慎行事，间接支持美国，设法避免刺激俄国人。

会议期间，莫洛托夫还向宋子文表示，他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会议主席，并且暗示中国代表团应该支持苏联。

对于苏联代表团的表现，宋子文觉得苏方特别是莫洛托夫&ot;显然都愿和中国更友好&ot;。

他还连续电告蒋介石，说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

4月16日，赫尔利在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武装部队和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

斯大林坦率地说：&ot;苏联政府愿意支持这项政策&ot;。

他甚至称蒋介石是&ot;无私的&ot;，而且是一位&ot;爱国者&ot;。

斯大林还说，苏联在过去对蒋介石曾&ot;待之如友&ot;。

他表示，美国在采取行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时，一定会得到苏联的&ot;完全支持&ot;。

对斯大林的上述表态，赫尔利称之为他曾经听到过的最佳消息。

4月17日，赫尔利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已得到了斯大林的保证，斯大林将无条件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可是，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凯南却不以为然，他对提交给华盛顿的有关赫尔利同斯大林的会谈报告表示不安。

4月23日，凯南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说，在赫尔利关于他向斯大林所谈事项的说明中，自然没有斯大林不能坦白地说出口的赞同话。

人所共知，言词对俄国人来说是一回事，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另一回事。

而且，就斯大林所言来说，如果我们联想到斯大林谨慎小心地讨人欢心和他所使用的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同样含义的措辞，从而天真地渴望在这一舞台上得到苏联的支持，那就会导致我们不恰当地依赖苏联的援助，或者甚至认为俄国人会默认美国实现其在中国的长远目标，&ot;那就会是很可悲的了&ot;。

毫无疑问，凯南的意见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

在接到凯南电报的当天，斯退丁纽斯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他指示赫尔利，要设法使蒋介石深信&ot;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ot;，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ot;为了建立基础，使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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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探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4月27日，戴维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

戴维斯断定，莫斯科还没有把蒋介石同伦敦的波兰流亡领袖以及其他&ot;民主的敌人&ot;视为同一类人。

&ot;这与延安把蒋与反动势力视为一体恰成对比&ot;。

他分析说，莫斯科对蒋介石所持的态度是&ot;比较保留和明显谨慎的&ot;。

戴维斯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延安在此间被莫斯科认为锋芒毕露的独立性，那么，&ot;莫斯科对蒋的宽容态度就可能是一个微妙的警告，即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国弓上，不是只有一根弦。

这并没有脱出俄国人一贯的作法，即敞开和利用与蒋合作的可能性，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使延安觉得有必要坚守和俄国团结一致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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