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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

母亲那天早晨的倔强，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

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赔了笑脸来。

袍哥里认辈分，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分高得多，问了两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

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

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

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

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两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很快忘了这件事，就像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

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

两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愣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3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

旗袍也都是锦缎，开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

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

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

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

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

有时是亲历的实事：知青间谈恋爱，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

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

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

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

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

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被“文革”

耽误了。

怎么追也追不回。

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

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

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

大姐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棱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像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

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

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

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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