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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4页）

“让他回浙江！”

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

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

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

他心灵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

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丁。

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

部队就驻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

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

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座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

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

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

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

当时，幸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

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的结合。

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母亲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

这四年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

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

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洒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像一只只温柔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烁。

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么好听。

大姐嘲讽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叽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个倔强劲，倒真是像我。

我生父，那个混账男人，”

大姐说了下去，“那混账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还带了摩登女人回家。

母亲独自垂泪，他看见母亲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子的女人，还有脸！

我早晚得娶个小。”

母亲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县。

家乡待不住，按照家乡祠堂规矩，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遭沉潭。

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

那男人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找，没有下落。

5

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

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

她洗衣服动作麻利，专心致志。

洗衣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笑骂不断，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己。

她站起身，虽然背上有个婴儿，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

她的脸转过来，头抬了起来。

他入神地看着，不转眼。

他以为她在朝他看，但他错了，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马上就背过身，蹲在地上洗衣。

早春二月，江水异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袖口挽得极高，头发梳了个髻，不知是怎么梳的，竟没有一绺头发垂挂下来，耳朵、脖颈和手腕没一件饰物，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如果不是背上那个不哭不闹的婴儿，带来了一点真实感，他真以为这个女人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世界而来。

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夫、小贩、妓女、逃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

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

不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是船员追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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